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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


商务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内贸规划工作的实施意见




为推动内贸管理工作创新，充分发挥各类内贸规划引领和带动作用，促进国内贸易又好又快发展，现就加强内贸规划工作，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重要意义

（一）充分认识加强内贸规划工作的重要意义。

在国家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新形势下，加强内贸规划工作，有利于促进内贸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国内贸易科学发展；有利于优化社会资源配置，从整体上提升流通效率；有利于促进公平有序竞争，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有利于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提高商务主管部门管理效能。加强内贸规划工作，是内贸工作总体和战略的需要，对于扩大消费需求、保障和改善民生、引导生产发展、加强宏观调控、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有全局观念、战略思维、超前意识和创新精神，高度重视、精心组织、积极推动内贸规划工作，切实把加强内贸规划工作作为新形势下履行商务行政管理职能、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的重要抓手。

二、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二）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提高流通效率为核心目标，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根本宗旨，坚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统筹区域、城乡和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建立健全内贸规划体系，加强内贸规划贯彻实施，推动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充分发挥国内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先导性作用。

（三）工作目标。

到2015年，基本完成县级市商业网点规划编制工作；到2018年，各省（区、市）编制完成内贸发展规划，内贸专项规划覆盖内贸主要行业和重点领域，60%以上县区编制完成商业网点规划，形成比较系统的内贸规划体系；到2020年，内贸规划体系更加健全，编制程序更加规范，规划质量显著提升，规划引导作用大幅增强，规划实施环境明显改善。

三、工作任务

（四）明确各类内贸规划功能定位。

按照功能，国内贸易规划分为发展规划、专项规划和网点规划三类。发展规划依据国家或地方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纲要制订，以促进全国或某一区域内国内贸易总体发展为目标，着重阐明国内贸易发展战略，提出发展政策导向，明确政府工作重点，引导市场主体行为，主要是对内贸行业发展进行总体设计。专项规划依据发展规划制订，以促进或规范特定行业、领域或区域国内贸易发展为目的，包含一定的空间布局内容，主要是对特定范围内贸发展进行系统设计。网点规划依据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订，以优化城乡商业设施空间布局和结构、改善商业发展环境和居民消费环境为目的，侧重于空间布局，主要是对一个地方的商业发展进行总体安排。发展规划是编制本级和下级专项规划、网点规划的重要依据，专项规划和网点规划要符合发展规划要求，网点规划要与专项规划衔接。

（五）加强内贸规划分级管理工作。

按照层级，国内贸易规划主要分为国家级规划、省级规划和市县级规划三级。推进内贸规划工作，需要明确中央和地方职责分工。商务部主要编制全国国内贸易发展规划，编制内贸各行业、各领域的专项规划，组织有关省市编制11个主要商业功能区规划等，指导全国商业网点规划工作。省级商务主管部门负责编制本地内贸发展规划和专项规划。各城市和区县商务主管部门负责商业网点规划的具体编制和实施工作。有条件的乡镇需要制订商业网点规划的，由所在地县区商务主管部门组织编制。涉及跨区域的国内贸易发展规划由相关区域共同的上级商务主管部门组织协调相关区域共同编制。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的内贸发展规划、专项规划要与上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的发展规划、专项规划做好衔接。

（六）规范内贸规划编制工作程序。

编制各类内贸规划，均应经过科学、严谨、规范的工作程序，确保规划质量。要把内贸规划编制过程变成集中民智、反映民意、科学决策、发扬民主的过程。各地要结合本地实际，研究制订内贸规划工作的管理规范，明确规划立项、起草、衔接、论证、报批、公布、备案及修编等程序性规定。编制规划应开展前期调研、统计分析、形势研判等工作，其中编制重要规划应开展相关课题研究。编制内贸规划应与工业、交通、农业、旅游、金融等部门及服务业、城镇化等相关规划进行衔接。编制商业网点规划还要重点加强与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衔接工作。涉及重大流通基础设施布局的地方内贸规划，应当加强相邻区域规划衔接。通过规范编制工作程序，增强内贸规划的科学性、指导性、系统性和规范性，提高内贸规划工作整体水平。

（七）推进内贸规划分类制订工作。

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要统筹推进内贸规划编制和修编工作，加快健全以国家总体规划为指导、内贸发展规划为统领、专项规划为重点、网点规划为基础的内贸规划体系。自“十三五”开始，省级商务主管部门都要制订内贸发展规划，并向商务部备案；省级和中心城市商务主管部门要结合本地实际，突出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和重点工作，编制或修编不少于10个内贸专项规划，或者保持不少于10个内贸专项规划处于实施中。2015年底前，各地要完成本行政区域内县级市商业网点规划编制工作。2020年底前，各地要完成本行政区域内80%以上县区商业网点规划编制工作。各地要结合实际，进一步明确本地内贸相关规划的具体依据、范围、对象、原则、期限等，明确发展规划和专项规划在框架结构上应当包括现状与形势分析、指导思想、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等内容。要加强前期研究，精选编制单位，创新发展理念，做实规划内容，明确目标任务，配套保障措施，广泛征求意见，科学组织论证。要按照商务部有关工作要求，认真做好内贸专项规划和商业网点规划修编工作。要强化内贸规划制订工作，突出规划在内贸工作中的重要性，突出内贸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八）大力推动内贸规划贯彻实施。

各地要认真做好各类内贸规划贯彻落实工作。一是分解规划目标任务。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对商务部和本地制定的内贸发展规划和各类专项规划，要细化和分解目标与任务，明确时间进度和工作要求。市县商务主管部门要重点分解落实好商业网点规划方面的目标任务。二是明确实施主体责任。将工作责任落实到地方、部门、处室和个人，相关单位和个人要切实履行职责。三是抓好重点工作落实。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要积极推动各类内贸规划主要任务、保障措施和重大配套支撑项目的落实，要主动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区域和关键环节的工作，努力推动全国流通节点城市建设。四是建立规划实施监测机制。建立年度监督、中期评估、终期检查制度，全面评价内贸规划实施效果。每半年向商务部报告一次发展规划和专项规划工作情况，每季度报告一次商业网点规划编制和实施情况。五是建立内贸规划调整机制。实施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或经评估需要对内贸规划进行修订的，编制部门应当提出修订方案，并按相关程序适时组织调整和修订。

（九）建立内贸规划工作考评制度。

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要建立内贸规划工作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将内贸规划工作纳入工作重点和考评范围，保障规划落到实处。规划制订方面重点考核规划数量、质量和工作进度，规划实施方面重点考核推进措施、实施效果及与相关单位协调配合情况。商务部将对各地制订和实施内贸规划工作的情况加强跟踪分析，及时通报。通过适当形式，树立典型，交流经验，对于工作好的予以表扬，对于工作差的加强督促和指导。内贸规划工作情况将作为商务系统内评选相关先进单位和个人的重要依据。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要运用各级财政内贸发展专项资金或促进资金等，重点支持内贸规划确定的项目。

四、保障措施

（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工作。

要积极争取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推动成立相关部门参与的内贸规划工作协调领导机构，有条件的地方要争取成立由政府领导兼任组长的内贸规划工作领导小组，加强统筹安排、综合协调和督促检查。要从机构和人员配备上重点加强内贸规划工作力量，把内贸规划工作经费纳入部门预算管理。地方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要积极争取成为当地城乡规划协调领导机构的成员单位，从组织上保障商业网点规划与城乡规划有效衔接。要大力加强宣传工作，积极宣传国内贸易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功能、地位和作用，为国内贸易各行业又好又快发展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十一）积极协调落实配套措施。

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流通体制改革 加快流通产业发展的意见》（国发[2012]39号）等文件确定的政策措施，重点抓好相关规划、土地、财政、税费等政策落实工作。要主动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积极争取政策和资金支持，争取在规划、土地、财税、金融、价格、科技等政策方面取得进一步突破；要抓紧制订和实施政府鼓励的流通设施目录和商业网点建设指导目录，并提出配套的支持措施，为国内贸易长期稳定协调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要坚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加强相关研究和政策储备。要重点加强对事关国内贸易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的跟踪研究和对阶段性热点难点问题的研究分析，为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决策提供有力支持。

（十二）加快推进管理制度建设。

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要围绕内贸规划工作流程和关键环节，加快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包括规划立项审批、社会公众参与、规划衔接协调、专家评审论证、规划公布备案、规划实施监测、规划评估调整、规划工作考评以及大型商业网点调查统计和建设听证等制度。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快推进商业网点管理立法，建立健全商业网点规划编制标准体系，规范商业网点规划编制工作。有条件的地方要积极推动地方商业网点管理立法和相关标准制订工作。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要认真贯彻执行内贸规划相关法规、规章、标准和制度规定，推动内贸规划工作进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

（十三）大力加强人才培养工作。

人才是事关国内贸易长远发展的关键因素，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工作。要加快引进和培养一批内贸规划工作的专门人才，充实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内贸规划工作队伍。加强对内贸规划相关工作人员的教育、培训和管理，形成一支具有全局观念、服务意识和创新精神的专业骨干人才队伍和管理人员队伍。要注重发挥相关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作用，着力加强相关理论建设，培养一支长期跟踪研究内贸规划工作的专家队伍。要研究建立商业网点规划编制单位和从业人员资质管理体系，提高商业网点规划工作的专业化、科学化水平，为全面加强内贸规划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商务部

2013年10月17日



关键词: 承诺传递迟延 通知义务 缔约过失 效果选择
内容提要: 法律评价存在着量度之纬，如何让法效果和法评价之量度相协调，是方法论上的核心问题之一。承诺传递迟延场合下效果与评价关系的妥当处理，需要通过我国《合同法》第29 条与第42条的配合运用来实现。由于受要约人的可归责性在《合同法》第29条中没有获得评价的空间，且该条已将法律效果设定在一定强度之上，故应当对该条的适用要件予以严格限定，限缩其适用范围。同时，应将被《合同法》第29条适用要件排除出去的情形，诸如要约人可归责性较弱，以及受要约人具有可归责性的案型，置于《合同法》第42条的规定中进行评价。


一、问题的提起

法律效果是体现法律评价的工具，但法评价总会有量度上的差异，不同个案中的法评价在量度上几乎不可能相同。如何让法律效果有足够的空间来反映评价的量度，便成为方法论上的一个恒在的问题。对此，不同的法律领域适宜采用的方法也不尽相同。在侵权法领域，赔偿范围的控制可以有效实现效果的妥当化，其基本的方法包括因果关系的切割，利益保护范围的限定，以及比例责任的认可等。这些方法可以形成平缓的延展空间，为个案中的法律评价寻得恰当的位置。在合同法领域，法律效果可根据需要，在履行利益赔偿与信赖利益赔偿之间进行选择，同时还可在上述两项赔偿范围之中进行调控。

但是过度的调控空间也会诱发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所以从立法层面而言，在法评价的量度可以确定的场合，反而适宜采取一定方式对法律效果进行限定；[1]而在法评价之量度难于确定的场合，则应为法律效果保留开放的空间，让法官可根据个案情境确定妥当的法效果，此乃不得不为而为之。除此之外，司法实践中法官还可以根据个案评价量度之不同在不同的规则间徘徊，透过各构成要件的解释可能性来寻得妥当的法效果。本文以承诺传递迟延为例来展示上述思想在其中的影响。

承诺迟延包括逾期承诺和传递迟延两种类型，前者是指发出承诺时即已发生迟延的情形，后者则是指承诺发出时并未逾期，且通常情况下会及时到达，但因传递途中的其他原因导致了承诺迟延到达的情形。[2]逾期承诺除要约人及时通知受要约人该承诺有效的以外，为新要约。而对于传递迟延之承诺的效力，根据我国《合同法》第29条的规定，除要约人及时通知受要约人因承诺超过期限不接受该承诺的以外，该承诺有效。在这似乎十分简明的规定背后却隐含着为学界所忽略的一系列问题：该要约人通知义务的发生基础及发生条件是什么？我国《合同法》第29条与第42条[3]之间存在何种关联？导致承诺迟延到达的“其他原因”的范围该如何限定？承诺传递迟延非因“其他原因”所致时，要约人未通知是否即无责任？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作出相应的解释，并反思其中的法效果赋予的法律技术安排。

二、承诺传递迟延通知义务的规范基础及其辐射范围

我国《合同法》第29条之规定，系参照比较法上的通行规则而制定，[4]其基本规范结构为，以要约人及时通知义务之履行来阻止承诺适格之拟制。传递迟延之承诺，虽然在发出时依通常情形不会迟延，但到达时确已迟延，故已不是适格的承诺，不能发生承诺的效力。[5]但依《合同法》第29条之规定，要约人若未及时通知对方表示不接受的，该承诺却为有效。显然这里的有效为法律的拟制，已超出要约人自主选择的范围，由此可能带来的不利益实为要约人未履行通知义务的法律责任。要约人及时通知义务的设定是对到达主义的微调，即在坚持将承诺在途风险分配给承诺人的同时，设定要约人的及时通知义务以为缓和。[6]而《合同法》第29条解释论的核心问题，即为要约人通知义务的发生基础及发生条件。

合同法为什么要为要约人附加通知义务呢？有学者认为，在承诺传递迟延的情况下，承诺人原可期待合同因适时承诺而成立，依诚实信用原则，要约人应有通知义务。[7]德国学者认为，《德国民法典》第149条第1句所规定的承诺迟到的通知义务，可视为合同前义务；[8]而迟发或未发迟到通知被视为负担之违反。[9]可见，通知义务为法定义务，可视为系根据法律的精神结合当下情境而推衍出的结果。诚信原则内含法律之精神，在诚实信用原则之下，可以将这里的价值判断具体化。首先，缔约阶段的当事人为了合作而开始磋商，以寻求双方利益的实现，由此可引出相互之间一般性的关照义务。此种关照义务虽模糊，但在与特殊情境相结合后即可演化为明确的义务类型。即便受要约人发出的承诺最终迟到了，但是承诺发出时依正常情况将按时到达要约人，故受要约人会相信合同已有效成立。基于这样的信赖，受要约人会对自己的事务作出相应的安排，诸如拒绝他人类似的要约、为合同履行作必要的准备等等。如果承诺不能生效，受要约人就会遭受一定的损失。而从要约人方面来看，其收到的承诺虽然迟到了，但如果他能够知道受要约人会相信承诺未迟到并继续为合同履行而进行相应的投入，则轻易允许该迟到的承诺不生效在法伦理上对其的评价必然会是负面的，尤其需要考虑的是，其阻止受要约人为合同履行继续投入的成本非常之低。正是出于法伦理上的这一负面评价，立法导向了要约人通知义务之附加。

从要约人通知义务的发生条件来看，既然该义务是对要约人上述“能为而不为”之负面评价的体现，那么要约人必须知道他人存在损害发生的可能性，方才应当负担起通知以为避免损害的义务。比较法上，《德国民法典》第149条中规定了“要约人须能够认识到这一情形”的限制，《日本民法典》第522条设定了“可以知晓承诺通知已经在通常情况下应该于该期间内到达的时间内发出”的要件，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59条也规定以“其情形为要约人可得而知”为限方能发生通知义务。对此，我国《合同法》第29条并未表现出这样的要求，但从其规范基础中理应导出这样的限制性条件。在要约人不知道受要约人误认为承诺未迟到的情况下，要求要约人通知受要约人，在逻辑上和价值判断上均难以成立。不过，要约人因过失而不知时是否作同样的评价，值得探讨。德国学者主张要约人必须认识到承诺表示在正常传递情况下会适时到达，这不仅包括积极的知道，也包括过失的不知。[10]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认为，其应包括要约人明知或可得而知，[11]日本民法相关规定中的“可以知晓”也可作同样的解释。但笔者以为，我国《合同法》第29条宜解释为仅要约人知道或因重大过失而不知时，方才发生通知义务，并且因重大过失而不知也只是为了解决事实上知道之证明困难而设。要约人因普通过失而不知进而未为通知的，承诺也不视为未迟到。其理由在于，《合同法》第29条已将法律效果设定在一定的强度之上，该法律效果需要对要约方有一定强度的负面评价来支持，即在要约人因普通过失而不知的情形下，对要约人未为通知的负面评价较低，仅对于明知而不为通知者方可限制其“自主选择”意义上的私法自治。

此外，要约人通知义务的存在，是以受要约人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承诺迟到之事实为前提的。故正如《德国民法典》第149条以及《日本民法典》第522条规定的那样，要约人在收到迟到的承诺之前，已向受要约人发出迟延通知的自然无须再行负担通知义务。而《荷兰民法典》第6:223条则规定，要约人需知道或应当知道承诺迟到对受要约人而言并非显而易见，其强调的同样是受要约人对承诺迟到之事实知晓可能性的意义。由于在受要约人知道承诺迟到的事实场合自无信赖可言，而要约人通知义务的设置正是为了避免受要约人因信赖而受损，故无信赖存在即无要约人通知之义务。而在受要约人应当知道承诺迟到的事实时，受要约人的信赖合理性程度降低，其自不宜依《合同法》第29条之规定使合同得以成立。实践中，当受要约人知道或可得而知承诺迟到的事实时，要约人未为通知的，该承诺也不发生效力。例如，因承诺传递方式为受要约人所选定，故当承诺发出之后发生了受要约人应当知道的会影响承诺传递的重大事件时，要约人未为通知的，也不发生《合同法》第29条所规定的效果。

《合同法》第29条就承诺传递迟延的原因作出了如下规定：“按照通常情形能够及时到达要约人，但因其他原因承诺到达要约人时超过承诺期限。”与比较法上的其他立法例相比较，其将承诺迟到的原因限于“其他原因”，增设了要约人通知义务的发生条件。[12]对该“其他原因”应作何解释，以及增设此项条件是否妥当，值得探究。笔者认为，“其他原因”可解释为非可归责于受要约人的原因。承诺因可归责于受要约人的原因而迟到时，受要约人值得保护的程度有所下降，不宜适用《合同法》第29条之规定而使合同成立。可见，增设“其他原因”的限定具有其合理性。

就通知的方式而言，口头、书面均可以，并且只要要约人发出通知即可，至于该通知是否到达受要约人则在所不问。正如学者所言，承诺迟到之通知，以要约人将迟到的事实通知承诺人即为已足，且此通知依发送而生效力，无待到达，其不到达的危险性，应由相对人承担。[13]要约人需适时地发送通知。[14]盖要约人发出通知，即已尽到对他人利益的关照义务。本来承诺迟到也非因可归责于要约人的原因而发生，在其为受要约人利益着想已为通知时，若再让其承担该通知的在途风险，则有过度之嫌。对于通知的时间要求，日本学者认为要约人应当立即向承诺人发出承诺迟延到达的通知，否则视为承诺没有迟到，契约成立；[15]《瑞士债法》第5条规定，“要约人应当不迟延地将此情况通知对方”；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59条规定的是“即发”通知；我国《合同法》第29条规定为“及时”，解释论上可解释为毫不迟延地进行通知，但立法论上可能尚有商榷的余地。[16]

因此，在要约人知道受要约人会相信承诺已按照正常进程适时到达时，若要约人未为及时通知，则承诺仍然有效，契约成立。[17]不过，契约系于承诺到达时成立，并不溯及至依通常情形承诺应到达之时。[18]契约成立，意味着给予受要约人原本可获得的东西，其履行利益获得了保障，相对于信赖利益损害赔偿而言，其可获得的利益通常更多一些。[19]对此，有德国学者提出强烈的批判，认为这里完全找不到将损害赔偿转换为履行责任的令人信服的理由，[20]并且表意人的信赖原本并非建立在另一方当事人任何行为之上，而是建立在所谓的“通常的运送情况下”，即一种处于收信人领域之外的情况。所以，表意人的信赖完全不值得保护。[21]笔者认为，该观点敏锐地发现了此处与其他信赖保护场景之不同。我国《合同法》第29条保护的虽是受要约人的合理信赖，但是信赖的发生与要约人无任何牵连，不仅要约人对信赖的发生无可归责性，而且信赖之发生已远远超出了要约人可能归责的范围。故实质上要约人所承担的并非信赖责任，从信赖责任的角度也确实找不到责任之基础。但正如前文所述，要约人通知义务的正当基础在于其负有积极避免他人可能正在遭受损失的义务，而不在于像信赖责任场合下的制造外观诱发他人产生信赖等情形。所以，要约人通知义务的设定虽然也是为了保护受要约人的信赖利益，但其发生基础却并非信赖原理，通知义务的发生机理更接近于侵权法理念。实际上，在价值判断上，即使是陌生人之间，若一方可以较低成本来避免他方的重大损害却不为之，也会招致负面评价并可进而引发相应的法效果。欧洲侵权法小组起草的《欧洲侵权法原则》甚至规定，在一方损害严重而另一方可容易地避免该损害时，发生保护他人免受损害之义务。[22]此种义务与要约人的通知义务，具有实质上的一致性。

由于我国《合同法》第29条规定已经将法律效果设定在一定的强度之上，故为了维持效果的妥当性，需要在构成要件层面提高要求，该条的适用范围因而会被适度限缩。限制的方法包括将要约人的可归责性提高到一定程度，以及要求受要约人不具有任何可归责性等。当然，此种限制的合理性，取决于是否存在其他法律构成可供补充，以及补充进来的法律构成本身的妥当性。如果没有可供援引的他项法律构成，解释论上则不得不扩张该条的辐射范围。可见，有关《合同法》第29条的解释论直接受到周边制度状况的影响。

三、《合同法》第29条与第42条的相互衔接与配合

上述《合同法》第29条的解释论会引发一定的问题，例如在因受要约人过失写错地址而导致承诺传递迟延的场合，因为已超出“其他原因”的范围，要约人未发承诺迟到通知，也不能依《合同法》第29条规定使承诺生效；但是，对要约人而言，其被评价的行为并不因传递迟延的原因不同而发生变化，要约人同样是知道受要约人会相信合同成立，而未发出通知以避免受要约人发生进一步的损失，法伦理上的负面评价依旧！这样，如果一种情形下导向合同成立，另一种情形下却没有任何负面法效果，则价值判断上显然已经失衡。而法效果妥当性之要求，则将我们的目光引向了缔约过失责任。

缔约过失责任是缔约人于缔约阶段因过错导致他方损害所应负的责任。该制度起源于德国判例法，并于2002年德国债法修订时被成文化。[23]我国1999年的《合同法》借鉴德国法，于第42条对缔约过失责任作了一般性的规定。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法上系因其侵权法较为狭窄才导致缔约过失责任的生成，而我国《民法通则》及《侵权责任法》对侵权行为责任采行的是如同法国法那样的一般条款规定，具有极大的包容性，故引入缔约过失责任的合理性值得怀疑。我国现行法上将缔约过失责任纳入侵权法并无实质性障碍。[24]不过缔约过失责任的不同体系定位并不影响这里的讨论。

我国学界未见关于《合同法》第29条定位的讨论。德国法上与之对应的是《德国民法典》第149条，德国学者将该条规定视为隐藏的缔约过失的特殊构成，[25]假设没有该条规定，则要约人通知迟延构成缔约过失，承诺人仅有消极利益损害赔偿请求权。[26]笔者认为，关于承诺传递迟延之规则，体系解释上无外乎三种可能，即法律行为的视角、侵权的视角和缔约过失的视角。从通知义务为合同前义务的角度来看，不履行通知义务似可构成缔约过失，但在法律效果上却是成立合同，与一般缔约过失责任不同；从能够以低成本来避免他人损失发生，却未为相应行为加以避免的角度来观察，侵权构成也不是不可能，只是效果安排上同样与侵权责任有异；从最终让合同成立的角度看，可认为是将未为通知视为对迟到承诺的默示认可，从而可采法律行为的构成。比较而言，法律行为构成更为可取一些，我国《合同法》第29条于形式上系将其纳入到合同框架下进行处理，虽然其实质上与缔约过失和侵权无异。在合同法中作这样的安排并不少见，所有不存在事实上的合意，而经由解释导出法律上合意之场合，均是以合同的形式来实现非合同责任。

从大的缔约背景来看，可以将我国《合同法》第29条视为自一般的缔约过失责任中抽取出来的一小部分，并采法律行为的构成，在法效果上作了特殊的安排。因此，当具体案型不能纳入《合同法》第29条规定的射程之中时，就会留待缔约过失责任制度来加以评价。[27]在前述因受要约人写错地址而致承诺传递迟延的案型中，对于要约人不为通知的法伦理上的负面评价，当然应当导向通知义务的发生，只是该通知义务并非《合同法》第29条项下的通知义务，而是《合同法》第42条规定意义上的通知义务。该通知义务的不履行并不导致承诺有效的结果，而是导向缔约过失所致损害的赔偿责任。这样安排的合理性在于，当受要约人对承诺迟到具有可归责性时，为其提供《合同法》第29条规定的法效果就有过度保护之嫌。在《合同法》第29条的框架下，缺少考量受要约人可归责性的空间，而将该情形置于《合同法》第42条规定之下，则可以充分考量双方当事人的可归责性程度，并在法效果上加以体现。

我国《合同法》第29条法效果的安排，为缔约阶段的受要约人提供了充分的保护，而对要约人则附加了其原本不愿承担的约束。这样的法效果安排，需要将其适用要件限定于受要约人无可归责性及要约人具较高程度的可归责性，才能保证法律适用的妥当性。所以在《合同法》第29条与第42条适用范围的分野上，宜将受要约人有可归责性的所有情形，以及要约人仅具有一定程度之下可归责性的情形，均纳入第42条的适用范围，而将第29条的适用范围限定于要约人明知或因重大过失而不知且受要约人无可归责性的情形。对于缺少对双方可归责性进行比较和权衡空间的《合同法》第29条规定，应通过要件设定对其适用范围予以限制，而所有需要对双方可归责性进行比较和权衡的案型，均被纳入《合同法》第42条规定的辐射范围之内。

因此当承诺传递迟延时，应适用《合同法》第42条而非该法第29条之规定的，至少应包括如下几种情况：因可归责于受要约人的原因而使得承诺传递迟延的，受要约人应当知道承诺传递迟延的，要约人因普通过失而不知受要约人会相信合同成立的。而在要约人非因过失而不知受要约人会相信合同成立，以及受要约人知道承诺传递迟延之事实的案型，均不适用《合同法》第29条和第42条之规定。在前者，要约人无可归责性，在后者，受要约人并无信赖之产生。

承诺传递迟延需适用《合同法》第42条之规定时，法律效果上为信赖利益损失赔偿义务的发生。应以要约人事实上收到承诺之时为起点来计算受要约人的信赖支出，在这之前发生的信赖支出与要约人行为之间无因果关系。而计算的终点应为受要约人知道承诺迟到事实之时，从该时点起，受要约人对合同成立不再有信赖可言，并且其应当开始采取措施以减少损失。信赖利益损失赔偿以履行利益为上限，但可以无限接近履行利益，[28]赔偿数额的确定需要考虑双方可归责性的程度，二者处于一种彼此相抵的状态。这样，在承诺传递迟延的情形之下，通过《合同法》第29条与第42条的相互衔接与配合，可以为不同量度的法评价提供相应强度的法效果。

四、结论

承诺传递迟延是承诺在途风险发生的表现之一，依到达主义，该风险应由承诺人承担。但是，基于对要约人明知他人误信合同成立而置之不理行为的负面评价，我国《合同法》第29条设立了要约人及时通知的义务，并将不履行通知义务的法律效果设定为合同成立，从而为受要约人提供了履行利益保障。由于《合同法》第29条没有留下权衡双方当事人可归责性的空间，并且法律效果已被设定于一定的强度之上，故解释论上需要严格规范《合同法》第29条的适用条件，限缩其适用范围。具体而言，应将要约人的可归责性要求提高到一定程度，同时要求受要约人没有任何可归责事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