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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厦门市人民政府


厦门市商品条码管理办法（修正）
厦门市人民政府


(根据1998年1月1日起施行的《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修订部分规章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动商品条码化，沟通商品生产销售信息，提高商品的竞争力，促进市场经济和贸易发展，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市范围内使用商品条码以及制作、销售条码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商品条码是指用于国际和国内流通领域的物品编码及相应的条码标识。商品条码包括国际物品编码（ＥＡＮ码）和北美商品条码（ＵＰＣ码）。
本办法所称条码产品包括条码印刷品、条码识读设备、制作设备和与之相关的软硬件。
第四条 政府支持和鼓励企业使用商品条码。出口商品、名优产品和执行国家强制性标准产品的生产企业应积极使用商品条码；商业企业应积极采用条码扫描自动化管理系统（ＰＯＳ系统）。
第五条 厦门市技术监督行政管理部门是本市条码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条码主管部门），负责统一组织、协调和管理本辖区条码工作，在条码管理中履行下列职责：
（一）贯彻、实施国家条码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有关标准，推动商品的条码化和条码技术应用；
（二）受理商品条码的注册申请和商品条码备案；
（三）负责商品条码和条码产品的管理和监督；
（四）组织条码技术的交流和培训服务。

第二章 商品条码的注册、备案与使用
第六条 除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的情况外，在我国依法成立的企事业单位使用商品条码的、必须在中国申请商品条码注册。
第七条 申请商品条码注册应提供下列资料报条码主管部门初审：
（一）商品条码注册申请书；
（二）单位代码证书及营业执照影印件；
（三）在有注册商标的商品上使用商品条码的，还应提供商标注册证书。
条码主管部门对初审合格的申请应于五日内报国家条码主管部门复审。
第八条 企事业单位取得中国商品条码注册证书后，方可正式启用注册的商品条码，并同时成为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以下简称系统成员）。
条码主管部门应定期公告系统成员及其注册的商品条码。
第九条 需要使用北美商品条码的，可按本办法第七条有关规定申请注册。
在国内获得北美商品条码注册的，视同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
第十条 系统成员对其注册的商品条码享有专有使用权。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伪造或冒用他人的商品条码。
第十一条 使用商品条码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定。注册的商品条码只能在本企业生产、经营的商品上使用，不得出租、转让或与其他企业共用。
第十二条 注册的商品条码有效期为两年，期满前三个月内由条码主管部门通知系统成员参加续展复审。逾期不参加复审的，注销其注册商品条码和系统成员资格，并予以公告。
第十三条 系统成员更改单位名称，应自更名之日起三十日内持营业执照或其他有关证明文件向条码主管部门办理更名手续。
系统成员与他人合资、合并，所成立的新单位需使用商品条码的，应另行办理商品条码的注册手续。
第十四条 系统成员终止使用商品条码的，应向条码主管部门书面申请注销其商品条码。需重新使用商品条码的，应按本办法注册新的商品条码。
对已注销的商品条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启用。
第十五条 境外公司在本市设立的子公司如使用境外公司的注册的商品条码，应持下列资料向条码主管部门申报备案：
（一）境外公司的商品条码注册证书；
（二）使用境外注册商品条码的授权文件；
（三）子公司的单位代码证书及营业执照影印件。
第十六条 受委托加工产品并使用委托人注册的商品条码的，应自加工合同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持下列资料向条码主管部门办理备案登记，领取备案证书；
（一）委托人的商品条码注册证书；
（二）加工合同；
（三）委托加工产品的条码标识。
第十七条 商品条码胶片制作应向条码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条码主管部门提供条码胶片。
未经国家条码主管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承接商品条码胶片的制作业务。
第十八条 申请、变更商品条码注册，应按国家规定交纳费用。

第三章 商品条码产品的监督管理
第十九条 生产、经营条码产品，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厦门市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符合相关技术标准要求。
第二十条 印制商品条码，必须具备相应的印制能力，并取得条码主管部门核发的商品条码准印证后，方可承接商品条码的印制业务。
承接商品条码印制业务时，应查验付印方的商品条码注册证书并立档备查。
印制者不得印制和提供假冒的商品条码。
第二十一条 条码主管部门在实施监督检查中，可到生产经营和使用单位查验其商品条码注册证书，备案证书和准印证书，检查商品条码使用规范和条码产品制造质量。
对涉嫌假冒、伪造的前款证书和条码产品，可依法封存、扣押。

第四章 罚 则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在生产和销售的产品上伪造和冒用他人商品条码的，由条码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没收未售出的产品，没收已售出产品的销货款，并可处以违法经营额一至五倍的罚款。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出租、转让、共用商品条码的，由条码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处违法所得一至三倍的罚款，但最高限额不得超过三万元；无违法所得的，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的，由条码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销毁违法的条码标识，并可处以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使用己注销的商品条码的，由条码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销毁违法的条码标识，并可处以三千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由条码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处以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由条码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处以违法所得一至三倍的罚款，但最高限额不得超过三万元。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一、第三款规定的，由条码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没收违法印制品及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一至五倍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可没收有关印制工具、设施和原材料。
第二十八条 条码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修订部分规章的决定》中与本文有关的内容
……
九、《厦门市商品条码管理办法》
1、第二十三条修改为：“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出租、转让、共用商品条码的，由条码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处违法所得一至三倍的罚款，但最高限额不得超过三万元；无违法所得的，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2、第二十四条修改为：“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的，由条码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销毁违法的条码标识，并可处以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3、第二十六条增加一款为第二款，即增加：“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由条码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处以违法所得一至三倍的罚款，但最高限额不得超过三万元。”
4、第二十七条修改为：“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一、第三款规定的，由条码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没收违法印制品及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一至五倍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可没收有关印制工具、设施和原材料。”
……
本决定自一九九八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1995年12月22日
拾金罪：路不拾遗的启示——评深圳机场女清洁工“捡”金案

旷继东



　　“路不拾遗”这个成语，以前一直理解为对良好社会秩序和人们高尚道德的描述，自从出了深圳机场女清洁工梁丽“捡”金被捕并有可能以盗窃罪起诉的案件后，我对“路不拾遗”一下子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原来人们之所以不拾遗，不是因为素质高，而主要是不敢拾遗，否则，看到路边一个东西捡回家，如果只是垃圾废品则罢，万一要是金子又或珠宝，极有可能变成了小偷，将面临终生的牢狱之灾，就太不值当了。
　　

　　这样看来，“路不拾遗”并不是什么好现象。如果哪个社会真的达到了这种状态，大概也是跟“刑弃灰于道”的严刑峻法相联系的。而现在要对梁丽定盗窃罪的深圳公安部门，是否正是想让深圳街头达到这样一种“路不拾遗”呢？
　　

　　笔者注意到在该案引起广泛讨论之后，深圳检察院曾做过表态，即案件已退回补充侦查，检察院尚无倾向性意见（http://www.scol.com.cn/focus/zgsz/20090513/200951373121.htm），记得类似的表态在杭州飙车案中也有出现，即交警部门在答复有关案件的定性时说，定交通肇事罪还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最后要由法院说了算，并且反复强调交通肇事罪也是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一类，言下之意是大家不用瞎操心控方的倾向性意见了，只要等法院最后的判决结果就好。因此，在作出上述表态之后，对于“捡金”案，并不妨碍检察院以涉嫌盗窃罪批准公安机关对梁丽逮捕，而对于“飙车”案，也并不妨碍公安部门以交通肇事罪开展侦查工作。
　　

　　但事实上，对于刑事案件，公安部门和检察机关的“倾向性”意见是必定会从一开始就存在的，并且会对案件的最后走向产生极大的影响。
　　

　　在梁丽捡金案中，只存在三种定性的可能，即盗窃罪，侵占罪，以及不构成犯罪。由于侵占罪属于告诉才处理的自诉罪，因此，只有盗窃罪才需要公安和检察院介入。而从梁丽被以涉嫌盗窃罪逮捕的那一刻起，实际上检察院已经存在了定性的倾向性意见，至于后面的退回补充侦查，也只能是要求侦查机关补充盗窃罪的证据，而断无可能补充侵占罪或无罪的证据，否则，就应当解除羁押作不起诉处理了。
　　

　　笔者一向是赞同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的，特别是在案件处理完之前，不应当受到公众或相关单位人员的过多干涉（事实上，办案机关受到后者的干涉往往更为普遍）。而要独立办案，则必定要有自己的倾向性意见，不能因为公众的质疑就左右摇摆，甚至直接否认存在倾向性意见。事实上，如果检察院对移交审查起诉的案件还没有形成倾向性意见，又如何指导侦查机关补充侦查？又如何在法庭上与辩护人形成针锋相对的指控？因此，在笔者看来，检察机关完全不必遮遮掩掩隐藏自己的“倾向性意见”，越是如此，仿佛在公众面前树立了一种貌似公正的办案形象，反而越显得没有独立司法的底气，难免会引起更多的怀疑。
　　

　　不过，上述分析并不表明笔者认同检察机关对案件定性的判断。笔者看来，将梁丽拾金案定性为盗窃，是有违常理也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梁丽对金饰的占有，源于捡，而不是盗。在刑法上，盗窃罪的构成必须符合秘密窃取的条件，而本案装金饰的盒子，完全是由于持有人的疏忽，遗忘在公共场所，更重要的是遗忘在梁丽负责打扫卫生的垃圾桶旁边，并且长时间无人看管，从常理来判断，这个盒子即使不能看成遗弃物，也应属遗忘物，因此，梁丽将盒子拿到洗手间存放并最后带回家的行为，只可能是拾捡，而不会是盗窃。
　　

　　其次，梁丽的行为不能因盒子里装有物品的价值差异而做不同的定性。如果盒子里装的是一个破损的玩具，想必公安机关是不会认定为盗窃的，但现在是价值300万的金饰，梁丽的行为是否就存在了质的差别？在笔者看来，由于当时持有人已经失去了对盒子的管控，任何在机场往来的行人都有可能将盒子带走，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种无人看管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该盒子包装良好，并且明确写明内装价值300万的金饰，梁丽的行为也不能构成盗窃。其对金饰的占有，仍属于无因管理的范畴，至于其后是否产生了据为己有的目的，并不能改变之前捡拾行为的性质。
　　

　　第三，更进一步来说，即使梁丽从一开始就明知该盒子装有金饰，并存在占为己有的目的，由于她是在公共场合，且盒子实质上处于无主状态下占有的，这也只能构成侵占的故意，至于能否按侵占罪定罪，也还要看是否存在“拒不归还”的行为。梁丽虽然事后没有主动归还失主，而是在公安机关做了长时间（仅20分钟）思想工作后被动交出，但这仍不符合“拒不归还”的特点。深圳大学的法学教授吴学斌认为，“梁丽把纸箱带回了家，这个结果就可以称为拒不交还了”（参见：女清洁工 捡 300万金饰案：律师激辩如何量刑http://www.ycwb.com.cn/news/2009-05/18/content_2137197.htm），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违常理。所谓“拒”者，一定是对应于“求”的，也就是说先有失主或司法机关的依法讨要，才有后面的“拒不归还”，断无可能梁丽连失主是谁都不知道，也没有听到任何索取通知的情况下，就单方面构成“拒不归还”了。相反，本案中，司法机关上门讨要后，梁丽并没有将金饰隐藏转移，而是当场就已经归还。这种归还，虽然在公安机关看来是做思想工作的结果，但在笔者看来，只要当时办案人员不是拿着搜查令过去的，没有采取合法的强制措施，梁丽即在自己的家里讲金饰主动全部交出，应完全视为主动归还。
　　

　　总之，笔者认为，从现有新闻披露的这些事实来看，梁丽的行为不仅不能构成盗窃罪，甚至连侵占罪也够不上。如果本案最终被司法机关认定为盗窃罪或者侵占罪，笔者认为，这将极大地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
　　

　　记得小时候的一首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但我们现有的法律除了对某些特定人员（如失物招领处工作人员）外，并没有“拾物必须交公，否则违法”的规定。事实上也不可能有这样的规定，否则，我们只要捡到失物，就将触犯该规定，除非“警察叔叔”能随时跟在我们身边。
　　

　　因此，拾物不交公的行为要是入罪的话，也是难以概括在盗窃罪或侵占罪之内的，而只能创造一种全新的罪名——拾金罪，即只要捡到有价值的东西，就可以构成。如此一来，本文开始提到的现象——“路不拾遗”真的是可能实现了。

旷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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