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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人大常委会


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办法（修正）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


（1994年9月3日江苏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7年7月31日江苏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办法》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预防、控制和消除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保障人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以下简称《传染病防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以下简称《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预防和控制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责任。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实行预防为主的方针，把传染病防治的目标和任务纳入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组织有关部门共同实施，并保证预防和控制传染病所必需的经费。
各有关部门依照传染病防治法律、法规以及省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分工，承担传染病防治的有关任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预防、控制传染病作出显著成绩和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奖励。
第三条 各级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对传染病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受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或者省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委托的其他有关部门的卫生主管机构，在本系统内行使《传染病防治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所规定的职权。
第四条 各级各类卫生防疫机构按照专业分工，承担责任范围内的传染病监测管理工作，并对下级卫生防疫机构进行业务指导。
第五条 铁路、交通、民航、厂（场）矿企业的卫生防疫机构，承担本系统的传染病监测管理工作，接受本系统上级卫生主管机构和省卫生防疫机构或者省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卫生防疫机构的业务指导。
第六条 各级各类医疗保健机构承担传染病防治管理任务，其责任和范围由当地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确定，上级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第二章 预 防
第七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领导辖区内新闻、广播、电视、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部门，对全民开展卫生法律、法规和有关传染病预防知识及防治措施的宣传教育。
各级卫生防疫和健康教育机构开展传染病防治宣传教育和业务指导。
各级医疗保健机构负责门诊、病房和责任地段传染病防治宣传教育。
各部门、各单位负责本系统、本单位传染病预防知识和防治措施的宣传教育。
教育部门应当对学生进行传染病防治知识教育，并纳入健康教育计划。
第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有计划地建设和改善公共卫生设施。城镇应当按照环境卫生设施标准，修建公共厕所和垃圾、粪便、生活污水无害化处理等公共卫生设施，并责成有关部门负责日常卫生管理。
城乡应当设置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禁止排放污水和设置厕所、粪缸，堆放垃圾、粪便等污染源。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有可能污染水质的活动。
第九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农村集中式供水设施的建设，改善农村饮用水卫生条件。城乡生活饮用水必须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对集中式供水单位实行卫生许可证制度。卫生许可证由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审批发放。
集中式供水单位，必须具备净化处理设备和消毒、水质检验设施。
新建、扩建、改建集中式供水工程时，其水源选择、水源保护、工程设计等必须符合国家和本省的有关规定；其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必须有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参加。
县级以上卫生防疫机构对本辖区内城乡饮用水水质定期进行监测，发布通报。
第十条 凡与生活饮用水接触的供水设备所用的原材料及供水用品均不得污染水质。新材料和净水剂必须经省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审批后方可以生产、销售。来自省外的新材料和净水剂，必须具有当地省级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审批证明，并接受本省省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卫生防疫机
构对其卫生质量抽查。销售、使用单位不得销售、使用卫生质量不合格的供水用品。
第十一条 生活饮用水二次供水设施必须符合卫生要求。新建二次供水设施竣工后，由建设单位负责清洗消毒，并向当地卫生防疫机构申报检查，水质检验合格后方可以启用。二次供水设施的日常卫生管理，按照省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和建设行政部门制定的办法实施。
从事二次供水设施清洗消毒的单位，必须经当地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审核批准。清洗消毒人员，必须经卫生知识培训和健康检查，取得健康合格证后方可以上岗。
第十二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照规定组织实施预防接种，对儿童实施计划免疫，城乡开设计划免疫接种门诊。
推行儿童计划免疫保偿制，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指定有关部门制定。
第十三条 乡村保健医生和城镇地段预防保健人员在乡、镇、街道预防保健机构的指导下，承担责任地段内的各项传染病防治任务。
个体开业医生承担当地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传染病防治任务。
第十四条 设区的市设立传染病医院，县及县级市设立传染病医院或者在综合医院设立传染病区，开设传染病门诊；乡、镇、街道卫生院设立传染病房。未设立传染病区（房）的，不得收治传染病病人。
第十五条 医疗保健机构必须实行下列防止医源性感染和医院内感染的措施，并接受当地卫生防疫机构的监测。
（一）不得将传染病病人与普通病人混住同一病室，综合医院的腹泻病、肝炎门诊必须与其他门诊分设；
（二）对门诊室、病房严格执行随时消毒制度，对传染病科的候诊室及诊疗室，实行每日工作结束后的终末消毒制度；
（三）进入人体组织或者无菌器官的医疗器材必须达到灭菌，各种手术、注射、穿刺、采血器材必须达到一人一用一灭菌，接触皮肤、粘膜的器械和用品必须消毒，一次性使用的医疗器材，用后必须及时销毁，并记录备案；
（四）各种消毒药械的消毒、灭菌效果及手术室、产房、婴儿室、烧伤病房、血液透析室、化验室等的空气、物体表面和医疗用品必须符合国家有关卫生标准；
（五）化验室的血、尿、痰、粪等检验样品及检验器材，必须经过严格消毒处理后方可以废弃或者再用；
（六）医院污水必须经过消毒处理，达到《医院污水排放标准》后方可以排放。医院含致病微生物的污物应当统一收集，集中焚烧处理，不得与生活垃圾混放。
第十六条 血站（库）、生物制品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严格执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有关规定，保证血液、生物制品的质量。省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及其所指定的机构，依法对血站（库）的制品以及献血员的体检质量进行监督、监测。
第十七条 在审查发放医疗机构（含个体诊所）执业许可证时，必须审查预防医源性感染、医院内感染的条件，不合格者不得发证。
第十八条 禁止生产、销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第九条所列的各类食品。
禁止经营、销售境外旧服装。
第十九条 生产消毒、卫生用杀虫药剂和器械、一次性使用的医疗器材、卫生用品、隐形眼镜、人造器官等产品，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并取得省级以上政府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卫生许可证。任何单位不得经营、使用无证产品。
第二十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入境人员和流动人口的传染病管理，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指定有关部门制定。

第三章 疫情报告和公布
第二十一条 责任疫情报告人发现甲类和乙类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传染病病人及监测区内的丙类传染病病人时，必须按照《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时限向发病地卫生防疫机构报告疫情。丙类传染病中的流行性感冒、急性出血性结膜炎和感染性腹泻病的病
人只报数字，可以不填报传染病报告卡。
第二十二条 责任疫情报告人发现重大暴发疫情或者本省未发现的传染病疫情时，应当立即同时报告当地人民政府、省卫生防疫机构和省政府卫生行政部门。
第二十三条 责任疫情报告人发现原报告传染病病人死亡时，应当于二十四小时内向原接受报告的卫生防疫机构报出传染病病人死亡报告卡；对原报告的传染病疑似病人应当在确诊或者排除之时起二十四小时内向原接受报告的卫生防疫机构报出疫情订正报告。
第二十四条 县级卫生防疫机构接到病原携带者报告卡后，应当在复查确认后，直接或者指导基层预防保健机构对病原携带者进行治疗和管理，不作疫情上报。
第二十五条 从事梅毒、淋病、麻风病、血吸虫病、疟疾、丝虫病、包虫病、肺结核病的专业防治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定期向所在地卫生防疫机构报告汇总的疫情。
铁路、交通、民航、厂（场）矿企业的卫生防疫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定期向所在地卫生防疫机构报告汇总的疫情。
军队医疗保健和卫生防疫机构，发现地方就诊的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传染病病人时，应当按照《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第三十五条以及本实施办法第三章的有关规定报告疫情，并接受当地卫生防疫机构的业务指导。
第二十六条 各级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卫生防疫机构对辖区内各级医疗保健机构、卫生防疫机构和个体开业医生的疫情登记报告和管理情况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检查。
第二十七条 省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有权根据传染病防治工作的需要，对传染病疫情报告的时限作出临时规定，并可以根据需要通报和定期公布本省疫情。
市、县（区、市）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在需要时经当地人民政府同意，可以向有关部门通报当地疫情，但是甲类传染病、艾滋病以及其他重大疫情的通报，必须经省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同意。

第四章 控 制
第二十八条 传染病的疫情处理，实行分级分工管理。
各级医疗保健机构、卫生防疫机构的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执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以及省政府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传染病防治方案和有关规范。
卫生防疫机构接到甲类传染病和乙类传染病中的艾滋病、肺炭疽、脊髓灰质炎的病人、疑似病人、病原携带者疫情报告后，必须立即派员赴现场进行严格的卫生处理。
鼠疫、霍乱、艾滋病、肺炭疽、脊髓灰质炎、当地未发现过的传染病、国家已宣布消灭的传染病的疫情或者其他传染病的重大暴发疫情，由省或者设区的市卫生防疫机构会同当地卫生防疫机构共同处理。
第二十九条 艾滋病病原携带者、抗体阳性者以及与上述两种人员密切接触者必须按照艾滋病监测管理的有关规定，接受下列部分或者全部措施：
（一）治疗或者留验；
（二）限制活动范围；
（三）定期或者不定期的访视、查询和医学观察；
（四）其他预防控制措施。
第三十条 医疗保健、性病防治机构开展性病防治业务，应当符合《性病防治管理办法》的规定。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当地卫生行政部门许可，不得开展性病诊治业务。
第三十一条 霍乱病原携带者，在病原携带期间必须接受隔离治疗，直至病原学治愈后方可以恢复工作、学习、入托。
细菌性或者阿米巴痢疾、伤寒的病原携带者，在病原携带期间不得从事饮食、供水、宾馆、旅店、保育以及各种易使传染病传播的服务性行业的工作，直至病原学治愈后方可以恢复工作。
艾滋病的病原携带者和抗体阳性者，乙型、丙型肝炎的病毒携带者，终身不得从事生物制品生产，不得献血液、脏器、组织和精液。
白喉、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病原携带者，在病原携带期间暂停保育、教育工作和入托、入园、上学，经病原学治逾后方可以恢复工作和学习。
第三十二条 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当地人民政府应当立即组织力量进行防治，必要时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可以在其辖区内采取《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紧急措施，并禁止销售、食用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或者经流行病学调查证实具有传染病传播危险的海（水
）产品及其他食品。

第五章 监 督
第三十三条 各级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在辖区内对传染病防治工作行使下列监督管理职权：
（一）对一切单位和个人依照传染病防治法律、法规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传染病防治法律、法规的行为给予行政处罚；
（二）对下级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和传染病管理监督员的传染病防治监督管理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三）依法调查处理违反传染病防治法律、法规的事件；
（四）其他监督管理事项。
第三十四条 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和传染病管理监督员，在实施传染病监督工作和执行行政处罚时，必须严格遵守有关规定。传染病管理监督员、传染病管理检查员在执行任务时，要出示证件，并做好监督、检查记录。
第三十五条 传染病管理监督员、传染病管理检查员执行任务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协助，不得以任何方式妨碍其执行任务。
第三十六条 传染病管理监督员、传染病管理检查员因工作调动或者其他原因停聘、解聘，其有关证件必须交回原发证机关，有关传染病防治监督管理材料、档案全部交回所在单位或者移交接任者。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可以成立传染病技术鉴定组织，负责传染病技术鉴定，具体办法由省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制定。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集中式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不符合国家规定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由县级以上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严重的，可以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
政处分。
有造成传染病流行危险的，由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报请同级人民政府采取强制措施。
第三十九条 凡违反本实施办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九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五百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有造成传染病流行危险的，由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报请同级人民政府采取强制措施。
第四十条 托幼机构、小学在办理入学手续时不依照有关规定对适龄者查验计划免疫接种证的；或者拒绝依照有关规定接受预防接种的，由县级以上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第四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一）甲类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传染病病人，乙类传染病中的艾滋病、肺炭疽病人，拒绝隔离治疗或者擅自脱离隔离治疗的；
（二）拒绝依照有关规定对患鼠疫、霍乱、肺炭疽死亡的病人尸体进行卫生处理的；
（三）妨碍传染病管理监督员、传染病管理检查员执行任务的。
有造成传染病流行危险的，由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报请同级人民政府采取强制措施。
第四十二条 经营、销售境外旧服装的，由县级以上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旧服装和违法所得，可并处旧服装等值百分之二十的罚款，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营业执照。没收的旧服装应当集中销毁。
第四十三条 传染病管理监督员、传染病管理检查员违反本实施办法第三十四条，由同级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并可以报经原发证单位批准取消传染病管理监督员、传染病管理检查员资格。
传染病管理监督员、传染病管理检查员因玩忽职守、渎职造成传染病传播或者流行的，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违反传染病防治法律、法规，造成甲类传染病、艾滋病、肺炭疽的病原体污染的，或者造成传染病菌（毒）种扩散的，以及造成传染病暴发、流行的，由县级以上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由各有关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
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本实施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办法》的决定

（1997年7月31日江苏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1997年7月31日公布施行）

决定
江苏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具体情况，决定对《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办法》作如下修改：
一、第十八条修改为：“禁止生产、销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第九条所列的各类食品。”
二、第三十八条修改为：“集中式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不符合国家规定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由县级以上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严重的，可以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
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有造成传染病流行危险的，由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报请同级人民政府采取强制措施。”
三、第三十九条修改为：“凡违反本实施办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九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五百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有造成传染病流行危险的，由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报请同级人民政府采取强制措施。”
四、第四十条修改为：“托幼机构、小学在办理入学手续时不依照有关规定对适龄者查验计划免疫接种证的；或者拒绝依照有关规定接受预防接种的，由县级以上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五、第四十二条修改为：“经营、销售境外旧服装的，由县级以上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旧服装和违法所得，可并处旧服装等值百分之二十的罚款，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营业执照。没收的旧服装应当集中销毁。”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7年7月31日
雨后彩虹——律师的寒冬即将过去

（王思鲁：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牙大状律师网（www.jylawyer.com）首席律师)
　　 庭辩艺术鉴赏丛书之三：《法庭乐章——直击王者之辩 开启成功之门》

前言

【金玉良言】诉讼，这一律师职业的传统主旋律，无疑是律师尽情施展其才华的主要舞台。而在我国，在刑事诉讼这样一场控辩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对抗中，法庭上的“平等武装”似乎仍旧是那么可望而不可及。但是，尽管身处将律师定义为弱者的制度框架中，我们仍义无反顾地为当事人奔走、呐喊。或许我们过于执着，然而，正是这种执着使我们无所畏惧。因为，我们一直坚信——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金玉良言】律师所追求的应该是不畏风险，穷尽一切手段，依法维护当事人权益，竭力赢取胜诉。这才是律师眼中的正义！

雨果曾说：“世界上最宽广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广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广的是人的胸怀。”尽管缺少法国式的浪漫主义色彩和宽容，亦一直被视为我们民族的美德而传颂。但是，“东郭先生的遭遇”告诫着我们：“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习惯了斗争的我们开始不屑于怜悯，嫉恶如仇的我们对犯罪更不需要宽容，“以打击犯罪为首要目的”的刑事诉讼制度使我们身陷将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等同于罪犯的误区。在我们这个一度曾对斗争乐此不疲的国度中，过于重视对犯罪的追诉以及过分强调犯罪与社会的对立，导致了强大的追诉机关对付弱小的被追诉人的局面的形成，而在这样一种制度语境之下，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无疑成为了弱者的代名词。
而辩护律师，这一专为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的职业群体，其对刑事诉讼的参与无疑是现代对抗式诉讼体制中控辩双方地位达致平衡的必要条件。作为辩护律师，我们殚精竭虑，只为救赎那些忏悔的灵魂；我们奔波劳碌，只为挽回那些无辜的生命。但是，在刑事诉讼这样一场国家公权力与个人私权利相互对抗的无硝烟战争之中，控辩双方处于一种极端对立的紧张关系之中，而辩护律师作为被追诉人的“权利代言人”，由于“被代言人”的弱势地位，辩护律师自然也是难以得到公诉机关的“善待”。且不说法律赋予辩护律师的权利本来就很有限，甚至这些有限权利的行使，在现行的制度框架中亦是困难重重。
法庭上控辩双方相对而席彰显的形式平等并无法掩盖现实中辩护律师的弱者地位。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这我国特有的“三难”为辩护律师行使其权利设下了重重障碍，加之我国长期奉行实质真实的诉讼观，并依此形成了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模式，而在这种诉讼模式中，任何三方构造式的诉讼结构对于辩方的保护失去了实质的意义，因为中立的裁判与以案卷笔录为中心的诉讼方式以及证据制度的内在逻辑存在两难的矛盾。而正是这种诉讼模式导致刑事追诉权的专横，进而使得辩护律师在面对侦查机关与检查机关时显得极端被动。
辩护律师相对于被追诉人而言，其特殊职责与专业素养决定了其必须积极主动地为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据理力争，而在此过程之中则不免与公诉机关针锋相对，因此容易激起公诉人的敌对情绪，将其视为“为犯罪分子开脱罪名”的“讼棍”，并伺机利用自身的强势地位对辩护律师为难甚至报复。而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对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地位失衡这一现象视而不见，采取一种沉默的态度。律师辩护法庭言论责任豁免权的缺失，使辩护律师在面对直接与国家权力正面交锋这样一种职业安排时心有余悸，难免有所保留。
在法治的孜孜追求之路上，司法实务中对律师的歧视使我们愤慨不已，但这还不是全部。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第38条与1997年修正的《刑法》第306条直接将“达摩克利斯之剑”——这样一把刑罚的利剑悬挂在辩护律师的头顶，刑事辩护无奈地成为了律师业务中的“潘多拉之盒”。
与刑事案件数量不断增加形成鲜明对比，从事刑事辩护的律师的数量可谓越来越少。据北京大学法学院陈兴良教授调查，目前中国有70％以上事关被告人生死的刑事案件没有律师介入。刑事辩护在今天无疑走入了低谷，而风险二字更是与刑事辩护业务紧密相连。据《法制日报》公布的数据统计，就在1997年至2002年五年间，即至少有500名律师被“滥抓、滥拘、滥捕、滥诉、滥判”，其中有80％由司法机关“送入看守所”，但最终又有80％以上被宣判无罪。
各种数据和种种迹象表明，现今我国辩护律师的处境可谓险象环生，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38条与《刑法》第306条有关律师刑事辩护的禁止性规定，在缺乏律师辩护法庭言论责任豁免权等制度保障的前提下，辩护律师借以行使辩护职能的一些合法权利形同虚设，而一些公安、检察机关办案人员也因此得以人为地曲解有关条款，将此作为追究律师“引诱”、“威胁”证人的法律责任的依据。在我国，辩护律师执业环境如此之恶劣，无怪乎有同行感叹：“在中国现阶段做律师是最难的，比什么时候都难，比哪个国家都难。”
To be or not to be？莎翁这一关于生命意义的追问被经典地呈现于中国刑辩律师面前。但令人遗憾的是，问题本身并不意味着选择，更多的却是对现行刑事辩护体制框架中律师尴尬地位的无奈。诉讼，这一律师职业的传统主旋律，无疑是律师尽情施展其才华的主要舞台。而刑事诉讼这样一场控辩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对抗，缺少了辩护律师的参与，则随时可能演变成法庭上国家公权力对个人私权利“弱肉强食”式的不均衡战争。
或许，西装革履、名车豪宅作为“大律师”的标志更为世人所容易接受，而那些“名利双收”的大律师大可不必贸然涉足刑事诉讼这一“危险雷区”，但是，对浮躁社会的敏锐洞悉，使我们坚定地韬晦于法律的知识海洋之中，为正义而奔走；对法治事业的执着追求，使我们直面强权，毅然现身于法庭的辩护席之上，为权利而呐喊。追求财富似无不可，但将功成名就、飞黄腾达作为刑事辩护的最终诉求则实为我们所不齿。律师所追求的应该是不畏风险，穷尽一切手段，依法维护当事人权益，竭力赢取胜诉。这才是律师眼中的正义！
在呼吁加强保障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权利的时代语境之下，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理应有其用武之地，但在将辩护律师同样定义为弱者的刑事诉讼体制下，在“黑色恐怖306条”主导下，中国辩护律师“苏格拉底”式悲剧的频频上演，辩护律师为了当事人的利益而与公诉机关对抗，却因此随时可能因为对方启动追诉权而使自己也沦为被追诉人。辩护律师因此而身陷囹圄的不乏其数，由此也使得怀疑的声音纷至沓来——“一个弱者向另一个弱者伸出的救援之手究竟会有多大的力度”？
面对这样的质疑，我们不屑于长篇大论地回应，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用行动说话。面对社会的浮躁、丑陋甚至罪恶，我们不愿夸夸其谈、流于形式，而是将已经凝固的历史记录下来，不论成败，只为抚慰那些曾经受到伤害的心灵。或许，案件本身闪烁的智慧光芒使旁观者忽略了案件背后的艰辛与苦涩，而只有亲身经历方能体会个中滋味。我们已经习惯了会见时侦查人员的冷眼相对，习惯了法庭上公诉人员的趾高气扬，因此，我们义无反顾地为当事人地利益四处奔走。在案件落锤告罄的那一刻，我们翘首以盼法官关于胜负的宣判，我们热切期待当事人如释重负的喜悦。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生死之际，同为革命战友，孰去孰留，皆为肝胆昆仑。在这样一场不可逆转的刑事辩护的制度变革中，激进主义国家意识与等级模式司法官僚结构下的体制刀俎使一位又一位的“战友”前仆后继地倒于血泊之中。牺牲在所难免，但是，面对如此惨况，我们由衷感叹：“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少了些许无奈，我们学会了勇敢面对。《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再修改之立法计划使我们看到了中国辩护律师黎明前的曙光。而修正后的《律师法》有望在今年十月份出台更是令我们充满期待。新《律师法》修正草案不仅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对律师的会见权、在场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作出了细化规定，同时，亦有条件地赋予律师法庭言论责任豁免、举报作证豁免的权利以及加强对参与诉讼活动律师人身权利的制度保障。这些条款在使世人耳目一新之余亦为我们所“迫不及待”。
刑事涉及人的自由，乃至生命，往往也都涉及财产。免受非正当刑事追究无疑是天大的人权。可以说，一个国家刑事追诉的公正性如何，刑事案件中律师介入的深度、广度和力度如何，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程度的标志。面对现实，革故鼎新实难毕其功于一役，中国的法治道路是漫长的，我们绝不能指望一两部法律的修改能带来法治环境的彻底改变，但是我们毕竟已经感受到了希冀的阳光。诚如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肯尼迪所说：“法律是故事，是我们昨天的故事；法律是知识，是我们关于今天如何行事的知识；法律是梦想，是我们对明天的梦想。”昨日法庭之上的执着与理性使今日我们心中对于法律的信仰逐渐滋长成为一种梦想——对中国律师群体未来的梦想。
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