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法定继承人范围和顺序立法的思考
陈苇 西南政法大学 教授 , 冉启玉 西南政法大学 讲师
内容提要: 法定继承的人范围和顺序，是我国《继承法》修改的难点问题之一。围绕这一问题，学术界有诸多争论。关于我国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立法上还存在很多不足，应结合我国民众的继承意愿和继承习惯，借鉴外国立法经验，修改、完善相关立法。
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是指哪些人能够成为法定继承人及其依据何种顺序参加继承取得遗产，这既关系到对被继承人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也涉及到家庭扶养职能的实现。值此我国《继承法》修改之际，我们在考察我国法定继承人范围和顺序修改论争的主要观点基础上，分析我国法定继承人范围和顺序的立法现状与不足，借鉴外国立法经验，结合我国民众的继承意愿和继承习惯，提出修改、完善我国相关立法的建议，以供立法机关参考，期望对《继承法》的修改及未来的《中国民法典·继承编》的制定有所裨益。
一、我国法定继承人范围与顺序修改论争的主要观点
我国现行《继承法》制定于 20 世纪 80 年代。该法从 1985 年施行至今已有 27 年。在 21 世纪，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社会生活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遗产继承中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我国学界普遍认为，法定继承人范围过窄，法定继承顺序也存在某些不合理之处，需要进行相应的修改，以适应调整新时期我国民众遗产继承新情况的需要。但对法定继承人范围和顺序应当如何修改，专家学者们的观点不尽一致，提出的立法建议也不尽相同。因此，法定继承人范围和顺序究竟应当如何修改，是《继承法》修改中的难点问题之一。首先，对我国法定继承人范围和顺序修改论争的主要观点进行考察。
(一) 我国法定继承人范围修改论争的主要观点
关于我国法定继承人范围是否应适当调整，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现行法定继承人的范围比较合理，赞同《继承法》的现有规定。另一种观点认为，现行法定继承人的范围不符合我国的现实国情，需要进行调整。对于法定继承人范围是否需要调整的论争，主要涉及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我国法定血亲继承人的范围是否应适当扩大？ 对此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法定继承人范围应当维持原状； 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法定继承人范围过窄，应予适当扩大。至于扩大到哪些近血亲，学者们的观点不尽一致，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立法建议： 一是主张扩大到第四亲等内的血亲； 二是主张扩大到在一个家庭中共同生活或有扶养关系的三亲等的血亲；[1]三是主张只增加兄弟姐妹的子女( 即侄子女、外甥子女)作为法定继承人。[2]
第二，形成扶养教育关系的继父母、继子女是否应为法定继承人？ 对此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经过近 20 多年的运作，我国《继承法》有些特色已成为我国固有法的一部分，建议予以保留，如形成扶养教育关系的继父母子女相互享有继承权的规定。[3]另一种观点认为，形成扶养教育关系的继子女享有对继父母的遗产继承权，对父母再婚不利、实际上也损害继父母的亲生子女的继承权，故建议取消形成扶养教育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互有继承权的规定，改为适用《继承法》第 14 条有关酌情分配遗产的规定为宜。[4]
第三，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或丧偶女婿是否应为法定继承人？ 对此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该制度的设立较为公平合理，有利于老年的公婆、岳父母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安慰，有利于发扬中华民族的美德、发挥家庭的扶养职能，体现了权利义务的一致性。[5]另一种观点认为，此是将本应由道德调整的问题纳入到了法律调整的范畴，通过适用《继承法》有关酌情分得一定遗产的规定同样也可以保护此种丧偶的儿媳和女婿的合法权益，故不宜将其纳入法定继承人的范围。
(二) 我国法定继承人顺序修改论争的主要观点
关于我国法定继承人顺序的修改，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现有的法定继承人顺序符合我国国情，应当维持《继承法》原有的规定。[1]另一种观点认为，现有的法定继承人顺序不够合理，需要进行修改，其修改的内容包括： 配偶继承人的继承顺序与血亲继承人的继承顺序。
第一，配偶继承人的法定继承顺序是否应进行适当调整？ 对此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配偶应固定继承顺序。《继承法》将配偶固定在第一顺序，这体现了配偶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密切关系。另一种观点认为，配偶应不固定继承顺序。我国配偶继承顺序的现行规定，既不符合我国民间的继承习惯，也使配偶的继承份额有限，并且不能兼顾保护血亲继承人的继承权，因此，建议不固定配偶的继承顺序，配偶可以参与到任何一个继承顺序与血亲继承人一起共同继承。
第二，血亲继承人的继承顺序是否应进行适当调整？ 对此，争议的焦点问题是父母和子女是否应当在同一个继承顺序。[6]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我国人口老年化严重的背景下，应考虑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情况，父母作为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可以缓解人口老年化带来的赡养问题。[7]另一种观点认为，子女及其直系卑血亲应当优先于父母的继承顺序，子女及其直系卑血亲作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父母作为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这样可使遗产通过子女及其直系卑血亲往下传而被保留在被继承人的后代之家庭内部，这符合我国民间的继承习惯，也与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相一致。同时，对被置于后面继承顺序而未能参加继承的受被继承人扶养的父母以及祖父母、外祖父母的晚年生活保障，可以通过设立特定遗产( 包括遗产中供受扶养人日常生活使用的物品和住房) 的终身使用权的方式，予以妥善地解决。[2]
二、我国法定继承人范围和顺序的立法现状与不足
关于我国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的立法现状，根据《继承法》第 10、11、12 条的规定，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包括： 配偶、子女( 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 、父母( 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 ；兄弟姐妹( 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 、祖父母、外祖父母； 孙子女、外孙子女及其晚辈直系血亲为代位继承人。配偶、子女、父母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 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为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代位继承人不受辈数限制。（注：参见 1985 年 9 月 11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25 条。）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
针对以上学者对我国法定继承人范围和顺序修改的主要观点论争，结合现行《继承法》的规定，我们简要分析现行法定继承人范围和顺序的立法之不足。
(一) 我国法定继承人范围的立法之不足
1、我国法定血亲继承人的范围过窄。除配偶继承人外，《继承法》规定的直系血亲继承人上至祖父母、外祖父母，下至全体直系卑血亲，旁系血亲继承人止于兄弟姐妹，此外还有因扶养关系而取得法定继承权的人( 包括形成扶养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和丧偶女婿) 。目前，我国法定血亲继承人范围是世界上最窄的国家之一。这种立法例的主要缺陷如下：
第一，这与我国现有的家庭结构和血亲关系的变化不相适应。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已 30多年，提倡“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子女”的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使我国家庭结构已呈小型化核心家庭为主，在核心家庭中近血亲的种类和数量都在减少，如兄弟姐妹数量的减少甚至家庭中无兄弟姐妹。随之而来的就是叔、伯、姑、舅、姨、侄子女、外甥子女这些血亲的种类和人数也减少。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 3． 10 人，比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3． 44人减少 0． 34 人。我国家庭结构以核心家庭为主，法定血亲继承人的总量有所减少。基于这一社会现实情况，应当适当扩大法定血亲继承人的范围。如前所述，对于扩大法定血亲继承人的范围，学者们已提出了不同的建议，对其范围扩大最宽的建议是将法定继承人范围扩大到四亲等以内的血亲，对其范围扩大最窄的建议是仅增加兄弟姐妹的子女为法定继承人。我们认为，就四亲等以内的血亲而言，在我国现实生活中，有些亲属如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之间发生继承的情况非常少，民间也没有这样的继承习惯。借鉴外国的相关立法例，结合我国民众的继承习惯，新增加的法定继承人，应当与被继承人具有一定经济上和情感上联系、在一定情况下能尽扶养和扶助义务，并且在民间有相互继承遗产的习惯的血亲为宜。因此，增加兄弟姐妹的子女为法定继承人较为适宜。
第二，这不利于保护自然人的私有财产继承权。目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家庭的财产数量及种类都有较大的增加。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1 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6977元，比上年增加 1058 元，增长 17． 9%。2011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 23979 元，其中，人均可支配收入 21810 元，比上年 增 加 2701 元，增 长14． 1% 。我国民众私有财产数量和种类的增加，要求我国法定继承人范围的修改应当加强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基于保护公民个人财产所有权之私法理念，公民死亡后遗留的个人财产应尽量归属于其近亲属继承。但我国现行法定继承人范围过窄，这容易出现无人继承而导致私有财产归公。显然，这不利于保护公民的个人私有财产权，可能挫伤人们创造和积累财富的积极性。
第三，这与我国民众的继承习惯不完全相符。在我国，目前社会保障机制尚未完全建立，现实生活中无子女的叔、伯、姑、舅、姨，由其侄子女、外甥子女给予精神上的慰籍，经济上的供给及生活上的帮助的情况较多，但是我国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并不包括上述亲属，这不利于发扬近亲属之间相互扶养的传统美德，也与我国民间这些亲属之间有相互继承遗产的习惯相悖。[8]由于我国家庭人口结构的小型化，未生活在同一家庭中的近亲属之间的联系，尤其是经济上的联系相对传统农业社会而言较为松散。在目前我国以家庭养老为主的养老模式下，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子女在外求学、参军等情况下，就会出现大量的空巢家庭。[9]我国法定继承人范围的修改，应当考虑如何有利于激励近亲属间经济上相互扶养与生活上相互照料的积极性，以利于保障老年人尤其是空巢家庭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因此，我国应当适当扩大法定血亲继承人的范围，增加兄弟姐妹的子女作为法定继承人。
第四，这不利于保护涉外及涉港、澳、台继承案件当事人的财产继承权。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外民众交往逐渐增多，同时我国内地民众与港、澳、台三地区民众间的交往也更频繁。与之相应，涉外及涉港、澳、台继承案件也有所增多。我国内地法定继承人的范围过窄，不利于保护涉外及涉港、澳、台继承案件当事人的财产继承权。在国外，为防止遗产因无人继承而归公，有的国家的立法有扩大法定继承人范围的趋势。如 2003 年 3 月 1 日施行的《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对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做了重大修改，已极大地扩大了法定继承人的范围： 长辈血亲止于被继承人的曾祖父母和外曾祖父母及表、堂祖父母，表、堂外祖父母的子女，晚辈血亲止于被继承人的表、堂孙子女的子女，此外还包括被继承人的继父、继母以及继承人之外受被继承人扶养的人等。[10]404我们认为，此立法动向值得注意，我国应当适当扩大法定继承人的范围。
2、形成扶养教育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互有继承权的规定不够合理。我国《婚姻法》第 27 条规定： “继父或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本法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我国《继承法》第 10 条亦规定，形成扶养教育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互为法定继承人。对此，如前所述，我国有学者已提出此规定不利于离婚一方的再婚，因为这样可能影响夫妻关系，损害扶养继子女的继父母一方的亲生子女的利益。[11]我们赞同此观点。因为，在继父母扶养了继子女后，法律还强行规定继子女有权继承继父母的遗产，这也许会违背当事人的意愿。据我国学者的调查显示，尽管在我国一些地区存在平等对待继子女继承权的传统，但仍有部分人不承认继子女的继承权，且相当大比例的人选择对继子女的继承权视具体情况而定。如在北京地区，有 5． 9%的被调查者选择根本没有考虑过继子女的继承权，有 25． 9%的人选择会视具体情况而定。在重庆市有 11． 4% 的被调查者选择根本没有考虑过继子女的继承权，有 34． 8% 的人选择会视具体情况而定。在武汉市有 17． 1% 的被调查者选择根本没有考虑过继子女的继承权，有 31． 0% 的人选择会视具体情况而定。[12]342我们认为，继父母与继子女已经形成扶养关系的，如果继父母愿意让继子女继承其遗产，有以下三种方式可选择： 一是根据我国《收养法》的相关规定收养该继子女； 二是通过遗嘱将财产遗赠给该继子女( 继子女也可采取这种方式遗赠财产给继承父母) ； 三是可依《继承法》第 14 条的规定，请求酌情分得适当的遗产。通过以上措施，可以保护继父母与继子女双方的合法权益。
3、丧偶儿媳或丧偶女婿享有继承权的规定之不足。儿媳与公婆，女婿与岳父母为姻亲，许多国家法律规定姻亲之间无法定的权利义务关系。而我国《继承法》规定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旨在于鼓励丧偶的儿媳或女婿对公婆、岳父母的赡养。但近年来有学者对此规定提出了质疑，认为此规定有一定不合理的地方。一是此种规定将本应由道德调整的规定纳入到了法律调整的范围； 二是多数国家的继承法都未将姻亲纳入法定继承人范围； 三是此规定不符合我国民间按支继承的传统，可能会出现不公平。如果被继承人同样留有不止一个子女且每个子女都有子女时，丧偶儿媳对公、婆或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可以作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并且其子女还可以代位继承，此时该支亲属就继承了两份遗产。但在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儿媳或女婿没有丧偶的情况下，该被继承人的子女就只能继承一份遗产。在此种情况下，两支亲属所尽义务基本相同，但继承份额却不同，就出现了遗产分配不公平的现象。我们赞同此观点。我们认为，如果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可以通过适用《继承法》第14 条酌情分得遗产的规定而予以适当补偿，但不宜将他们纳入法定继承人的范围。[2]
(二) 我国法定继承人顺序的立法之不足
如前所述，根据《继承法》第 10 条规定，法定继承人的顺序有如下二个： 第一顺序： 配偶、子女、父母； 第二顺序： 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我们认为，我国法定继承人顺序的立法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1、我国法定继承人的顺序太少。关于法定继承人的顺序，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属于最少的。如《俄罗斯联邦民法典》规定的法定继承顺序有八个，英国的法定继承顺序有七个，澳大利亚大多数州和德国规定的法定继承顺序有五个，法国的法定继承顺序有四个，瑞士、日本、意大利( 除了国家作为第四顺序外) 和美国《统一遗嘱检验法典》的法定继承顺序有三个。我们认为，法定继承人的顺序太少，一方面容易导致遗产继承过于集中，另一方面容易导致无人继承而遗产归公。
2、我国法定继承人的顺序不够合理。我国法定继承人的顺序的安排主要有以下不足： 其一，父母与子女同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这不符合我国民众的继承意愿和继承习惯。根据我国学者调查，从我国民众的继承意愿看，大多数被调查者都希望配偶和子女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父母为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12]69另据我国学者调查，在我国民间，如果死者留有后人( 子女) 时，父母一般不继承遗产。其二，配偶为固定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这对配偶继承权的保护力度还不够。在现代社会，夫妻作为家庭的核心成员，配偶的继承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提高。与部分国家相比，我国将配偶列为固定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其所得之遗产最多固然可能是全部，但如果死者有多个子女并留下父母时，其继承份额则十分有限。其三，我国法定继承人顺序的规定，未能兼顾保障配偶继承人与血亲继承人的继承权。在我国家庭结构已呈小型化核心家庭为主的社会背景下，在保护配偶继承权的同时，血亲继承人的继承权也应当受到保障。如果配偶被固定在第一顺序参加继承，有可能使第二顺序的血亲继承人不能参加继承而其继承权不能实现。因此，许多国家的继承法都明确规定，配偶为不固定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其可以与其他顺序的血亲继承人一起共同继承。如法国、德国、瑞士、日本、意大利以及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立法，以兼顾保护配偶继承人与血亲继承人的继承权。[10]407在我国，根据现行法定继承顺序，在无第一顺序的其他法定继承人时，所有遗产归配偶所有，而顺序在后的血亲继承人的继承权全部落空。我国有学者指出，这样的顺序安排还可能会容易导致遗产归公。如果配偶在继承遗产后其没有法定继承人时，虽被继承人还有第二顺序的法定继承人但也不能继承，而被继承人的遗产则应归公，“缩短了私有财产收归国有的行程”。[13]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我国《继承法》有关法定继承人的顺序应当适当调整，应当将子女及其晚辈直系血亲作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这既符合我国民众的继承的意愿和习惯，也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立法相一致。同时，父母是被继承人最近的直系尊血亲，父母与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弟姐妹相比，与被继承人关系比后者更为密切，在没有直系晚辈血亲时，大多数人希望由父母继承遗产。因此，父母应作为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关于兄弟姐妹及其子女与祖父母、外祖父母的继承顺序，我们认为，为尽可能使遗产不外流于更远的旁系血亲，应将兄弟姐妹及其子女作为第三顺序继承人。在兄弟姐妹死亡时，由其子女代位继承。祖父母、外祖父母的继承顺序宜放在兄弟姐妹及其子女之后，作为第四顺序继承人。关于配偶的继承顺序，建议配偶不固定继承顺序，配偶可以参与到第一、第二、第三继承顺序中共同继承。在无前三个顺序时，由配偶取得全部的遗产，这样可以避免遗产向更远的旁系血亲扩散，以兼顾保护配偶继承人和血亲继承人的继承权。此外，为加强对配偶继承权的保护和保障父母、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晚年生活，需要增设两种制度： 一是配偶对特殊遗产的先取权和家庭住房的终生居住权； 二是受被继承人扶养的未参加继承的父母、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对特殊遗产的终生使用权。
三、完善我国法定继承人范围和顺序的立法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根据保护私有财产继承权的基本原则，本着对被继承人财产所有权的尊重及各种继承人之继承权的兼顾保护，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结合我国民众的继承意愿和继承习惯，我们提出以下完善我国法定继承人范围与顺序的立法建议：
(一) 适当调整我国法定继承人的范围
第一，建议适当扩大法定血亲继承人的范围，增加兄弟姐妹的子女作为法定继承人。[14]
第二，建议删除形成扶养教育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相互继承遗产的规定，同时新增规定： 继父母与继子女相互形成扶养关系的，可以依据《继承法》第 14 条的规定，请求酌情分得适当的遗产。
第三，建议删除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和丧偶女婿作为法定继承人的规定，同时新增规定： 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可以根据《继承法》第 14条的规定，请求酌情分得适当的遗产。[12]70
(二) 适当调整我国法定继承人的顺序
建议对我国法定继承人的顺序进行调整和补充，作出如下规定：
在法定继承时，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
第一顺序： 子女及其晚辈直系血亲。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其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以代数近者为先。
第二顺序： 父母。
第三顺序： 兄弟姐妹及其子女。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其子女代位继承。
第四顺序： 祖父母、外祖父。
继承开始后，由顺序在先的继承人继承。没有前一顺序继承人或前一顺序继承人都放弃继承权的，由后一顺序继承人继承。
甘肃省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甘肃省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1994年8月3日甘肃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政治权利的保障
第三章 文化教育权益的保障
第四章 劳动权益的保障
第五章 财产权益的保障
第六章 人身权利的保障
第七章 婚姻家庭权益的保障
第八章 奖励与处罚
第九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涉及妇女合法权益的保障事项，均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各级妇女联合会以及工会女职工委员会等妇女联合会的团体会员是妇女利益的代表者、维护者，应当积极做好保障妇女权益工作，督促有关部门和组织落实各项保障妇女权益的措施。
第四条 保障妇女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当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和本办法的规定，依照妇女和男子权利平等，保护妇女特殊权益，逐步建立和完善对妇女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禁止歧
视、虐待、残害妇女等原则，采取各种有效措施，积极保障和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
第五条 妇女应当遵守国家法律，尊重社会公德，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妇女应当自尊、自信、自立、自强，运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地区行政公署设立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有关方面做好妇女权益保障工作。各级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的主任，由同级人民政府负责人担任；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设在同级妇女联合会，负责日常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有专人负责妇女权益保障工作。
第七条 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在保障妇女权益方面的职责是：
（一）宣传、实施有关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规章，对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二）调查研究妇女权益保障工作情况，组织协调有关部门的妇女权益保障工作；
（三）接受对侵害妇女权益行为的投诉、举报，督促、协助司法、监察、劳动、人事、工商行政等有关部门及时查处；
（四）办理其他有关妇女权益保障方面的事项。
第二章 政治权利的保障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在研究制定涉及妇女权益的重大政策、措施时，应当吸收同级妇联以及工会、共青团等有关组织的代表参加，听取其意见。
第九条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应当保证并逐步提高妇女代表的适当比例。省、市（州）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中妇女比例不得低于25％，县（市、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中妇女比例不得低于22％。
第十条 各级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当积极培养、选拔女干部担任领导职务，为女干部的成长创造条件；重视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女干部。
第十一条 各级妇女组织有责任向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推荐女领导干部。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主管干部工作的部门在选拔女领导干部时，应当重视妇女组织的推荐意见。
第十二条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成员中应当有一定数量的女干部。女职工集中的行业和部门的领导成员中应当有女干部。
第十三条 女职工较多的企业事业单位，其管理机构中应当有女职工。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为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参与民主管理行使职权提供必要的条件。
第十四条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成员中，妇女应当有适当的名额。
第十五条 对于保障妇女权益的批评、意见和建议，有关部门应当认真研究办理。对于有关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申诉、控告和检举，有关部门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第三章 文化教育权益的保障
第十六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必须履行保障适龄女性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不得以任何理由迫使她们辍学。
对于不送女性儿童少年入学或迫使其辍学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由其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予以批评教育，并责令其送女性儿童少年入学。
女性适龄儿童少年因疾病或者其他特殊原因，不能按期入学的，依照省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有关规定办理批准手续后，可以延缓入学或者免学。
第十七条 各级各类学校招生时，不得歧视女性。除国家另有规定的外，不得提高女性录取分数线或者限制女性的录取比例。
第十八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有计划地对女职工进行技术培训和职业教育，提高女职工的业务素质和技术水平。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劳动管理等有关部门应当对城镇待业女青年、转换职业或工种的女职工、企业单位的富余女职工进行技能培训。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妇联组织应当重视扫除女性文盲、半文盲工作，采取有效措施，使其尽快脱盲，并加强脱盲后的继续教育。
第四章 劳动权益的保障
第二十条 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权利。各单位在录用职工时，除国家规定的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以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随意提高录用妇女的标准。
凡适合妇女从事的行业、工种和岗位，在同等条件下，应当优先录用妇女。
女性毕业生同男性毕业生享有同等的就业权利，除国家另有规定的外，对符合录用条件的女性毕业生，接收单位不得借故拒绝接收或者选用。
禁止招收未满十六周岁的女性儿童少年做工，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一条 雇用、聘用妇女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保障被雇用、聘用的女职工与同岗位的男职工享有同等待遇。
第二十二条 有关部门应当积极兴办适合妇女劳动的企业和事业，为妇女就业、自谋职业创造条件。
对破产企业女职工和企业富余女职工，有关部门应当积极创造条件，开辟适合妇女的就业渠道，予以安置。
企业在实行劳动、人事制度等改革时，不得歧视和排斥女职工。
第二十三条 任何单位在分配住房、集资建房、出售住房和安排福利时，应当坚持男女平等，不得做出歧视女职工的规定。对军烈属、丧偶、病残、离婚后抚养子女、配偶在外地工作的女职工，在与其他职工同等条件下，应当优先安排。
第二十四条 任何单位不得对女职工以结婚、怀孕、产假、哺乳、作节育手术等为由，予以辞退、单方解除劳动合同、降低工资、取消福利待遇；不得随意减少或者取消女职工的产假、晚婚假、晚育假、节育手术假或者哺乳时间。
女职工在法定的孕期、产期、哺乳期内晋职、晋级不受影响。
第二十五条 各单位应当不断改善妇女的劳动、工作环境和条件。女职工在100人以上的企业，应当建立女职工淋浴室、卫生室等；女职工在100人以下的企业，应当设立必要的女职工卫生保健设施。
第二十六条 城乡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商独资企业等，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本省关于女职工劳动保护的规定，建立健全女职工劳动保护制度和设施。
第二十七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至少每两年对女职工进行一次妇科疾病普查。
第二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为农村妇女提供必要的卫生保健服务，预防常见病、多发病和传染病，定期对农村妇女进行妇科疾病普查和治疗。
普及新法接生，积极推广孕产妇优生保健科学技术，提高住院分娩率，降低孕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率。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创造条件，逐步建立和完善女职工生育基金社会统筹制度，为妇女计划生育提供社会物质保障。
第五章 财产权益的保障
第三十条 妇女对夫妻共同财产依法享有平等的权利。除双方另有约定的以外，未经女方同意，男女不得擅自处分共同财产。
第三十一条 离婚时，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应当依法保护女方和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
离婚或丧偶妇女有权处分个人所有的财产，有权携带自己财产再婚，他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加以干涉。
离婚时，夫妻居住的房屋属于男方婚前财产或者男方单位的房屋，女方无居所的，应当准许女方对部分原住房有暂时居住权；或者由男方付给女方一定的房屋承租费，直到女方有住房为止。
第三十二条 在依法分割家庭财产、遗产继承份额时，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妇女，应当优先给予照顾。
第三十三条 已离婚的妇女根据户口管理规定落户，享有与当地村（居）民同等权利。
第三十四条 农村在划分承包地、责任田、口粮田、自留地、自留山，批准宅基地以及在承包经营、产品处分和收益等方面，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权利。
农村妇女结婚、离婚或者男到女家结婚落户的，其承包地、责任田、口粮田、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应当由户口所在地予以解决；暂时解决不了的，应当在调整土地时给予解决，在没有解决前，应当由原住所地予以保留。
农村妇女与城镇男子结婚未到男方落户的，其户口所在地不得因其结婚注销户口，不得收回其承包地、责任田、口粮田、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
第六章 人身权利的保障
第三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拘禁妇女，不得以非法手段剥夺、限制妇女进行劳动和社会活动的自由。严禁以任何借口和理由非法搜查妇女身体。
第三十六条 禁止溺、弃、残害、买卖女婴；禁止用医学诊断和其他技术手段擅自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禁止歧视、虐待实行计划生育、生育女婴和不育的妇女。
第三十七条 禁止用侮辱、诽谤、宣扬隐私等方式损害妇女的名誉与人格；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妇女肖像。
第三十八条 严禁拐卖、绑架妇女；严禁以任何形式收买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各级人民政府和公安机关等有关部门必须及时解救被拐卖、绑架的妇女。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阻碍对被拐卖、绑架妇女的解救，不得向受害妇女或者其亲属非法索取补偿。解救经费由同级财政部门统筹解决
。
被拐卖、绑架的妇女返回原籍后，当地人民政府和城乡基层组织、单位应当妥善安置，任何人不得歧视、虐待。
第三十九条 严禁强迫、组织、引诱、容留、介绍妇女卖淫；严禁诱使、雇用妇女从事色情服务；严禁引诱、教唆、欺骗、容留、强迫妇女吸食、注射毒品。
公安、民政、卫生等有关部门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建立收容教育场所，对卖淫妇女进行法律、道德教育，组织生产劳动，进行性病检查和治疗。被收容教养的妇女进行性病检查、治疗和生活的费用一般由本人或者家属承担。
第四十条 公安、司法行政机关所属的监管场所，以及公安、司法人员执行公务时，应当尊重违法犯罪妇女的人格尊严，保障她们的合法权益。
第七章 婚姻家庭权益的保障
第四十一条 禁止包办买卖婚姻、早婚、私婚和换亲；禁止用宗教、习俗仪式代替婚姻登记。
丧偶、离婚妇女有再婚和不再婚的自由，任何人不得干涉。
任何人不得借婚姻索取财物。
第四十二条 女方按照计划生育的要求施行节育手术和中止妊娠的，在手术后六个月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女方提出离婚，或者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受理男方离婚请求的，不在此限。
因生女孩男方提出离婚的，应驳回其离婚请求；如感情已经破裂，确需准予离婚的，在住房使用和财产分割时，要照顾女方和子女的利益。
第四十三条 禁止遗弃、虐待老年妇女。家庭成员必须履行赡养老年妇女的义务。老年妇女依法享有的财产，其他家庭成员或者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侵占和剥夺。
家庭成员或者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干涉老年妇女的离婚、再婚和不再婚的自由。
第四十四条 对残疾妇女负有赡养、扶养义务的亲属和单位，应当履行其义务。
对于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丧失劳动能力的妇女，当地民政部门应当予以社会救济。
第八章 奖励与处罚
第四十五条 保障妇女权益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单位或者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或者有关部门予以表彰和奖励：
（一）宣传和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和本办法，从事妇女权益保障工作，成绩显著的；
（二）创作出版有利于妇女身心健康和提高妇女素质的作品并取得良好社会效果的；
（三）捐赠、资助妇女权益保障和公益事业贡献较大的；
（四）勇于检举、揭发、举报侵害妇女合法权益，与侵犯妇女合法权益的行为作斗争表现突出的；
（五）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作出突出成绩的；
（六）其他应予表彰、奖励的。
第四十六条 妇女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被侵害人有权要求有关主管部门处理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向妇女组织投诉，妇女组织应当要求和督促有关部门及时查处。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或者个人，情节轻微的给予批评教育；情节较重或拒不改正的，责令改正，并给予行政处分：
（一）干涉妇女婚姻自由，妨害他人婚姻家庭的；
（二）在入学、升学、毕业分配、授予学位、派出留学等方面歧视、排斥妇女的；
（三）在招工、招干中违反有关规定，拒绝录用妇女或者随意提高录用标准的；
（四）女职工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和晚婚、晚育期、节育手术康复期内，不按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给予假期和劳动保护的；
（五）分配住房、集资建房、出售公房和安排福利等方面歧视和排斥女职工的；
（六）在晋职、晋级、评定专业技术职称和聘任专业技术职务等方面违反男女平等原则的；
（七）划分承包地、责任田、口粮田、自留地、自留山和批准宅基地等方面侵害妇女权益的。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或者个人，给予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并视其情节和后果予以警告、罚款、没收非法所得、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给当事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一）招用未满十六周岁女性儿童少年做工的；
（二）违反国家和本省有关女职工劳动安全和保护规定、措施，危及女职工身体健康的；
（三）以性别为由强迫女职工提前离职、离岗或退休的；
（四）以女职工结婚、生育、怀孕、哺乳等为由解除其劳动合同或者在孕期、产期、哺乳期、节育手术康复期内降低其工资和福利待遇的；
（五）凡采用医学诊断或者其他技术手段擅自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的。
前款各项罚款标准为：（一）每招用一名，罚款3000元至5000元；（二）罚款2000元至10000元；（三）、（四）罚款1000元至5000元；（五）每做一例，罚款2000元。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予以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干涉妇女婚姻自由，破坏他人婚姻家庭，情节严重的；
（二）遗弃、虐待、殴打、侮辱妇女的；
（三）拐卖、绑架妇女或者收买被拐卖、绑架妇女的；
（四）强迫、组织、引诱、容留、介绍妇女卖淫以及诱使、雇用妇女从事色情服务的；
（五）引诱、教唆、欺骗、容留、强迫妇女吸食、注射毒品的；
（六）暴力阻碍或者威胁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的；
（七）其他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
第五十条 负有妇女权益保障职责的有关部门或者工作人员有滥用职权、渎职行为的，由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属于批评教育、行政处分的，由所在单位、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决定和执行；属于其他行政处罚的，由劳动、人事、工商行政、卫生、计划生育等行政主管部门执行；属于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执行；构成犯罪的，由
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章 附 则
第五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若干问题的决议》同时废止。
1994年8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