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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法的几个基本问题述评

李爱斌

关于中国古代法的基本理论，古代学者和政治家有着不少的论述。综合这些论述，或许能更接近地勾勒出我国古代法的真实，辨析出我国法治早期时代的一些历史和特点。
一、法的产生—“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
先秦的学者认为，在国家和法律没有产生之前，远古的中国社会“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商秧说，“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是故有君臣之义，五官之分，法制之禁”。百姓多了，不免产生奸邪，于是，作为度量奸邪、禁绝奸邪的法制得以产生。墨子分析说，天下之所以乱，其原因在于没有“政长”。于是选出天子，置立三公，划分“万国”，分立国君，置立政长。实际上是以地域划分国家，建立国家机构，实施国家统治。
满清入关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入关后，“人民既众，情伪多端。每遇奏谳，轻重出入，（世祖）颇烦拟议”。世祖福临命人制定了《大清律集解附例》。
从这些记述中可以看出，1、中国古代法律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民众而奸邪生”、“人民既众，情伪多端”。正是治理天下混乱的需要促成了法律的产生；2、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的动力来自于统治者，并且是统治者（圣人）建立不世功勋，基本安定天下之后。这些圣人凭借自己极大的权威和功业，为了巩固和稳定统治，开始重视法制的作用，进而发政令、制法律，推行法制。
二、法的地位、作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
中国古代法律只是“主”、“上”统治天下、管理百姓的一种工具和手段。它是用来管别人的，服务于君主统治，服从于君主意志的。在齐国变法的管仲说，“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法设之于官府，甚至不让百姓知道。郑国子产铸鼎公布法律，引起包括孔子在内的不少人的反对。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也认识到，法有其缺点，不是万能的。司马迁说，“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法同样是一把双刃剑，并不是单单凭法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在秦嬴政之前，商鞅、吴起变法，一方面使国家强盛，另一方面自己落了个悲惨的下场（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韩非的学说甚至还没有被秦嬴政实施，就被谗言害死）。秦嬴政采用韩非的法律思想治国，征服了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但是，因为过于依赖法制，苛刑峻法，很快就灭亡了。鉴于秦的教训，汉初用黄老学说无为而治以休养生息。自汉武帝之后，德主刑辅成为历代统治思想，法律站在了辅助性的地位上经久不变。
一切法都是经济利益的反映。法律，就是利益的保护和分配，使矛盾和斗争的统治者制定法律，体现了他们的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法律中，他们享有种种特权，如“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可以赎金抵罪等等。而一旦实施中，触及了他们的利益和意志，他们就利用手中的权势和影响，加以制止和阻碍。于是出现“法之不行，自上乱之”的情形，结果施行法制者往往身败名裂。
三、礼法关系—“相辅而行，不可缺一”
最初的“礼”，原是人们供奉鬼神的一种习俗。礼逐渐由祭祀仪式发展成调整人们社会关系的行为准则。随着社会的发展，礼逐步完善详备，成为兼容并包的庞大的体系。《汉书*礼乐志》叙述得较为详细：“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别，为制婚姻之礼；有交接长幼之序，为制乡饮之礼；有哀死思远之情，为制丧祭之礼；有尊尊敬上之心，为制朝觐之礼。…
从治国的角度看，礼与法有着相似的起源、作用和地位。他们相辅相成，共同维护着统治者的利益和统治秩序。张岱年、魏长海说，荀子“既不同意只讲礼治、德治，不讲法治；也不同意只讲法治，不讲礼治、德治。荀况注重礼法的主张，兼采儒法两家政治理论之长，纠正儒法两家之短，这是从总结战国时期的历史经验中获得的。到清末宣统元年，江苏提学使劳乃宣上书言，“且夫国之有刑，所以弼教，一国之民有不遵礼教者，以刑齐之。所谓礼防未然，刑禁已然，相辅而行，不可缺一者也”。
关于礼法关系，当代学者杨鹤皋有一段总结性的叙述：在战国之前，法在内容上与“礼”相通，指对人们进行引导和禁止的条文规定；在使用上与“刑”同义，指表现为伤害体肤的惩罚规定和措施。战国之后，随着成文法的制定公布和变法的开展，礼与法日益对立，法与刑逐渐区分。在内容上，法将传统道德、习惯以及个人的言论等排除在外，专指由君主和官府颁布的命令，从而有别于礼。需要补充的是，法与刑虽然形式上分开了，但他们仍然有着共同的目的和作用，仍然共同为统治秩序的维护而服务。
四、德法关系—“国之有刑，所以弼教”
秦朝灭亡的教训，使得后代治国者不得不进行反思。汉初董仲舒认为, “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务德教而省刑罚。刑罚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今废先王之德教，独用执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难成也。是故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天下尝无一人之狱矣”。他重视儒教的传统，开始强调德在治国方略中的主导地位,并逐渐被统治者所采纳。刘向说得更为明白，“且教化，所恃以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
到了唐代，“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逐渐成为治国的共识。唐太宗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的主张，就是推行德治，施刑罚。比较正确地处理了德与法的关系。唐太宗认为，这两者的完美结合，可以移风易俗，由乱至治。他谆谆告诫大臣们应“以仁为宗，以刑为助”。为避免重蹈亡秦和亡隋严刑峻法的覆辙，他认为必须废除严刑苛法。因而，太宗时修订的法律比隋朝时“削烦去蠹，变重为轻”。太宗虽然提倡德法兼用，但他也看到了在维护封建统治过程中刑罚的必不可少。（参见王德明:《唐太宗的“德治”思想》）。
到元代官修《宋史》时，这种思想仍是正统。《宋史*刑法》解释《书》中“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这句话说，“言刑以弼教，使之畏威远罪，导以之善尔。唐、虞之治，固不能废刑也。惟礼以防之，有弗及，则刑以辅之而已。
从理论上、认识上说，德主刑辅是正确的、甚至是切中时弊的。但在实践中，德，更多强调的是官吏自身的约束力，由官吏本身的道德修养、能力水平而确定，没有一种广泛的、全方位、强有力的监督制约，因而不可避免地产生暗箱操作和腐败政治。事实上，即使历史上法律森严、具体而完备的时代，官员的自由裁量权也是非常大的，甚至靠官员自己的聪明才智、关系网颠倒黑白、一手遮天。
总之，中国古代社会中，先有强人政治，建立国家，然后产生法律。法律作为治理百姓的工具之一，作为德治的辅助手段而存在。这种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古代历史发展中占着主导地位。它的经济基础是封闭的、不发达的，没有自由竞争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只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外在推动，归根到底要视统治者的重视程度、认识甚至兴趣而发展。它没有民主的政治传统，是强权政治的组成成分。法、法的学说直接产生于并掌握在统治者一个阶层——“士”手中。他们热衷于为统治所用，创立学说，实行法治，一切都取之于、服务于统治百姓的需要。因而，不可能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他们共同的出发点和本质特征就是治民、愚民。法治是公平文明正义的体现。讲法治的时期，社会就安定、政治就清明、秩序就稳定，但实践中往往不能长久。因为它是统治的附庸、皇帝的侍臣、政治的工具。它的推行依然靠“势”、“术”，没有势无法施行法治，而且法治其实就是一种术 ，遇到权势往往就驻足不前、甚至“礼崩乐坏”。

(作者单位：河北省邯郸市政府法制办）

胡某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侵犯商业秘密案

唐青林


一、案件来源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0)沪一中刑初字第34号判决书。

二、案件要旨
国家秘密与商业秘密都是只限于特定范围人员知悉的事项或信息，对权利人而言都具有实用性、经济性，且都经权利人采取了一定的保密措施。二者的区别主要表现为：主体不同，所涉及的范围不同，取得方式、产生程序、构成条件不同，权利客体、内容及流动性不同以及权利受侵害的危害性不同等。

三、基本案情（本案案情比较复杂，本书仅讨论介绍与商业秘密有关的部分）
2003年5月，力拓公司上海代表处成立，被告人胡某自2004年12月至2009年2月担任该代表处首席代表。力拓新加坡公司上海代表处于2008年2月成立，被告人胡某、葛某、刘某分别担任代表处首席代表、销售经理、销售主管。此外，葛某、刘某还曾分别担任力拓公司北京代表处销售经理、力拓公司上海代表处销售主管。罗泊公司上海代表处于2001年9月成立，被告人王某历任该代表处销售主管、销售经理。
被告人胡某在代表处的主要职责是负责铁矿石的市场开发，产品推荐、长协客户的发展等；被告人王某、葛某的主要职责是铁矿石销售、推荐长协客户等；被告人刘某的主要职责是铁矿石销售等。
2008年至2009年初，被告人胡某利用担任力拓新加坡公司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并负责在中国地区销售铁矿石及发展长期销售协议（以下简称长协）客户的职务便利，为相关单位谋取利益，分别非法收受河北敬业钢铁有限公司李某（另案处理）给予的人民币100万元、河北唐山国丰钢铁有限公司的关联公司香港国丰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给予的79．87万余美元（折合人民币546．24万余元）。上述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646．24万余元。2003年至2009年6月，被告人王某利用担任罗泊公司上海代表处销售主管，销售经理并经办在中国地区销售铁矿石、推荐长协客户等职务便利，为天津荣程公司等五家单位谋取利益，索取或非法收受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7514．43万余元。2007年至2009年，被告人葛某利用担任力拓公司北京代表处、力拓新加坡公司上海代表处销售经理并经办在中国地区销售铁矿石、推荐长协客户等职务便利，为中化国际公司等四家单位谋取利益，伙同他人非法收受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694．53万余元，个人实际分得钱款折合人民币245．74万余元。2007年至2009年7月，被告人刘某利用担任力拓公司上海代表处、力拓新加坡公司上海代表处销售主管并经办在中国地区销售铁矿石的职务便利，为安阳保泰盈公司等十家单位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78．62万余元。被告人刘某利用职务便利，帮助安阳保泰盈公司购买铁矿石。
2008年12月至2009年6月，被告人胡某、王某、葛某，刘某为掌握中国钢铁企业对2009年度国际铁矿石价格谈判的策略，以便其所属力拓公司制定相应对策，利用该公司在铁矿石贸易中的优势地位，采取利诱及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了中国钢铁企业2009年进口铁矿石价格谈判的多项商业秘密。此外，四名被告人还于2005年4月至2008年10月间，为力拓公司在对华铁矿石贸易中获取更多的销售利润，非法搜集了中国钢铁企业的多项商业秘密。具体事实为：
2008年12月18日，被告人葛某从力拓新加坡公司上海代表处销售经理李某处获悉中钢协于2008年12月17日在江苏沙钢公司召开的会议（以下简称沙钢会议）有关中国钢铁企业2009年度铁矿石进口价格的信息后，于次日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被告人胡某等人。2009年4月，被告人胡某指使力拓公司上海代表处员工收集中钢协关于2009年度铁矿石进口价格的文件。被告人刘某遂向多家国内钢铁企业打探，同月29日，从力拓公司的长协客户莱钢国贸公司国际海运部经理王乙处获取中钢协[2009]66号《关于进口铁矿石商务合同开证问题的通报》（以下简称66号文）复印件，并于当日提供给胡某，胡又通过电子邮件上报给了力拓公司高层管理人员。2009年6月8日，涉案人首钢国贸公司总经理理谭某参加了中钢协有关下一步铁矿石谈判工作的会议（以下简称六八会议）当晚，经被告人葛某联系，被告人胡某在北京的中国大饭店与谭某会面。在二人会谈过程中，胡得悉谭希望从力拓公司购得铁矿石的想法，便借此机会从谭处获取了中钢协六八会议有关下一步铁矿石谈判的信息。次日，胡某将上述信息通过电子邮件上报给其上级。此后，经胡某等人帮助，首钢国贸公司从力拓公司购得一船杨地矿现货。2009年6月17日下午，被告人王某，罗泊公司上海代表处负责人与谭某等人就铁矿石进口价格问题进行了洽谈。在会谈过程中，王获悉了中国钢铁企业与淡水河谷公司进行铁矿石进口价格谈判的相关信息。会后，王某通过电子邮件将上述信息向罗泊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作了汇报，同时转发给被告人胡某，罗泊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即通过电子邮件要求王某和胡某确认上述信息，由于胡在同月8日已从谭某处获悉淡水河谷公司与中方有关铁矿石进口价格谈判的相关情况，即于当晚回复电子邮件确认了上述信息的真实性。2005年4月18日，被告人王某在接待山东石横特钢公司外经处处长房某来沪拜访过程中，得悉房希望其所在单位能够成为罗泊公司长协客户，便借此机会从房处获取了中钢协于同月15日在无锡召开的会议（以下简称无锡会议）有关中国铁矿石进口委员会的信息。次日上午，王某将上述信息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罗泊公司上海代表处负责人。2005年11月29日，哈默斯利中国公司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王丙与谭某在首钢国贸公司会面，商谈有关首钢国贸公司求购铁矿石事宜，王丙借此机会从谭处获取了首钢国贸公司从澳大利亚必和必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必和必拓公司）加价购买铁矿石的信息。次日，王丙将该信息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了胡某。2008年1月中旬，被告人胡某获悉中钢协当时在南宁召开会议（以下简称南宁会议），遂指使被告人葛某、王某等人搜集会议信息。同月17日，葛某利用力拓公司在铁矿石贸易中的优势地位，从邯郸钢铁公司商运科科长申某处获取了南宁会议相关信息，并通过电话向胡作了汇报。同日，王某等人亦搜集到南宁会议相关信息，并通过电子邮件提供给胡。次日，胡某向其上级汇报了上述信息。同月21日，葛某又向申某索取了南宁会议纪要。2008年10月，为应对当时铁矿石市场需求下降的形势，被告人胡某布置力拓公司上海代表处员工搜集中国钢铁企业有关信息。同月19日下午，被告人刘某非法获取了中钢协于同年10月17日在北京召开的生产经营座谈会（以下简称北京会议）上有关首钢公司减产情况的信息，然后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胡某等人。
后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沪检一分刑诉[2010]1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胡某、王某、葛某、刘某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侵犯商业秘密罪，并于2010年2月10日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2005年4月至2009年6月，被告人胡某、王某、葛某、刘某为了使力拓公司获得更多的销售利润并谋求其在公司的地位和提高收入，采取利诱及其他不正当手段，通过首钢国贸公司总经理助理谭某(另案处理)、莱钢国贸公司国际海运部经理王乙(另案处理)等人，多次获取中国有关钢铁企业的商业秘密。具体事实如下：
1．2005年4月18日晚，被告人王某从山东石横特钢公司外经处处长房某(另案处理)处获取了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以下简称中钢协)在江苏无锡召开会议研究铁矿石进口谈判的相关信息，并于次日提供给罗泊公司上海代表处的首席代表。
2．2005年11月29日，被告人胡某从澳大利亚哈默斯利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默斯利中国公司)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王丙(另案处理)处获取了此前谭某提供给王丙的关于首钢国贸公司与澳大利亚必和必拓有限公司谈判购买铁矿石价格的相关信息。
3．2008年1月17日，被告人葛某、王某受胡某指使，将从邯郸钢铁公司商运科科长申某(另案处理)等处获取的中钢协在广西南宁召开会议研究对力拓公司向中国市场投放现货行为采取措施的相关信息提供给胡某。葛某还于同年1月21日向申某索取了上述会议的有关材料。
4．2008年10月19日下午，被告人刘某将其获取的中钢协召开生产经营座谈会以及首钢国贸公司减产的相关信息提供给胡某。
5．2008年12月中旬，被告人胡某指使员工收集中钢协相关会议的信息。12月18日，被告人葛某从力拓新加坡公司上海代表处销售总监李某(另案处理)处获取了中钢协12月17日在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召开会议研究2009年度开付信用证价格的相关信息并于次日提供给胡某。
6．2009年4月下旬，被告人胡某指使办事处员工收集中钢协2009年的铁矿石开证文件。4月29日上午，刘某在向莱钢国贸公司王乙索取了中钢协《关于进口铁矿石商务合同开证问题的通报》副本后，当日提供给胡某，并由胡某提供给力拓公司首席谈判代表。
7．2009年6月8日晚，被告人胡某指使葛某安排与谭某会面，从谭某处获取了中钢协当天下午召开会议研究铁矿石进口谈判的相关信息，并于次日提供给力拓公司首席谈判代表。
8．2009年6月17日下午，被告人胡某、王某将分别从谭某处获取的中钢协同年6月与巴西淡水河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淡水河谷公司)谈判进口铁矿石价格的相关信息，提供给力拓公司高层管理人员。
被告人胡某、王某、葛某、刘某的行为，严重影响和损害了中国有关钢铁企业的竞争利益，使其在铁矿石进口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并致2009年中国钢铁企业与力拓公司铁矿石价格谈判突然中止，给中国有关钢铁企业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其中，首钢国贸公司、莱钢国贸公司等20余家单位多支出预付款人民币10．18亿元，仅2009年下半年的利息损失即达人民币1，170．30万余元。
公诉机关为支持上述指控，向法庭出示了以下证据：证人房某、申某等证人证言，电子邮件、资产评估报告书、司法鉴定意见书等书证、鉴定结论以及被告人胡某、王某、葛某、刘某的供述等。
针对公诉机关的指控，被告人胡某提出：对于起诉指控的有关首钢国贸公司加价增购铁矿石以及首钢公司减产的信息，其未采取利诱及其他不正当手段主动搜集相关信息，而仅实施了被动的接收行为；对于起诉指控的有关中方与淡水河谷公司谈判的信息，其并不知情，故不应认定其参与了本节犯罪。胡某的辩护人还提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本案相关商业秘密与起诉认定的损失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在胡某所涉七则商业秘密中，很多是胡被动获悉的，对此不能认定为采用利诱及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胡某并未参与起诉指控的全部八节事实，而起诉认定的损失系八则商业秘密被侵犯造成的结果，故胡不应对全部损失承担刑事责任。
被告人王某辩称：其在主观上并不明知起诉指控的三则信息属于商业秘密；其并未采取利诱及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具体而言，在起诉指控的第一节事实中，其只是根据工作职责将房某提供的中钢协无锡会议相关信息报送给上级；在起诉指控的第三节事实中，其并不知晓南宁会议的情况，只是将他人所发相关邮件的内容整理后转发给胡某；在起诉指控的第八节事实中，系谭某在会议中主动透露中方与淡水河谷公司谈判的相关信息，当时罗泊公司上海代表处负责人亦在场，其只是根据工作职责将相关信息予以记录并上报。王某的辩护人除同意王本人前述意见外，还提出：王某所涉三则信息与起诉认定的损失结果之间并无因果关系；在起诉指控的第一节事实中，中钢协无锡会议相关信息在王获悉前已在相关网站上公布，不具有非公知性，故该信息不属于商业秘密；起诉指控侵犯商业秘密系单位犯罪，但王某与胡某分属不同公司，公诉机关并未明确王某所在的单位构成犯罪，故指控王某构成相应的单位犯罪属程序违法。
被告人葛某辩称：在起诉指控的第五节事实中，其只是将他人获得的中钢协沙钢会议信息转告给胡某，并未直接采取利诱及其他不正当手段搜集；在起诉指控的第七节事实中，其对于胡某与谭某见面的目的及双方交谈内容均不知情，故本节不构成犯罪。葛某的辩护人还提出：葛某所涉及的三则信息不具备刑法上商业秘密的基本特征，不能认定为商业秘密；葛某仅实施了转述他人获得的信息以及安排胡某与谭某会面等行为，并未采取利诱及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相关信息；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葛某所涉三则信息与本案的损失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而本罪属结果犯，故应认定葛某无罪。
被告人刘某辩称：起诉指控其涉及的首钢公司减产信息不属商业秘密，且无证据证实其获得该节信息的具体手段。刘某的辩护人还提出：刘某所涉及的首钢公司减产信息不具有非公知性，故不属于商业秘密；刘某系利用与王乙的私人关系获得中钢协66号文《关于进口铁矿石商务合同开证问题的通报》，并未采取利诱及其他不正当手段；本案有关损失情况的评估结果并不客观，与刘某所涉两则信息之间的因果关系亦无证据能够予以证实；即使刘的行为构成犯罪，刘某也是主动供述了未被侦查机关掌握的侵犯商业秘密的相关事实，应认定其具有自首情节。综上，建议法庭对刘所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减轻处罚，所犯侵犯商业秘密罪从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为支持上述相关辩护意见，胡某的辩护人提交了“中钢协立‘军令状’今年铁矿石价格要降到07年水平”、《钢铁行业进口铁矿石贸易秩序自律公约》等书证；王某的辩护人提交了证人马宁、徐学禄，宋素玉、王伟的证言、铁矿石购销合同、进口代理协议、购销明细表等书证；刘某的辩护人提交了《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报告（2005-004）》、北京晚报“首钢老总和盘托出搬家秘密：2010年熄北京高炉”、首都建设报“首钢北京地区压产400万吨，首钢搬迁后遗有的工业区旧址将由首钢自主开发”、财经网“中钢协：中国钢企铁矿石预付款下调为60％”、第一财经日报“中钢协拒绝接受力拓降价20％，称降价幅度太低”等书证。

四、法院审理
针对控、辩双方的主要争议焦点，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一)关于涉案信息是否属于商业秘密的问题。
辩方提出，在本案八则信息中，中钢协无锡会议、南宁会议、首钢公司减产相关情况及66号文均不具有非公知性或实用性，故不属于商业秘密。经查，有关司法鉴定意见书、首钢国贸公司等权利人出具的情况说明等证据证实，本案八则信息在被告人获取之前，相关权利单位均采取了保密措施，相关泄密人员也均知晓自己的保密义务，且在被告人获取相关信息之时均未解密，故上述信息具有非公知性；从相关信息内容来看，各条信息均与铁矿石贸易及贸易谈判相关联，直接关系到权利人的经济利益，能为权利人带来竞争优势，具有实用性。故上述信息符合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的商业秘密的特征，应认定为商业秘密，辩方的相关意见不能成立，辩护人为支持该项辩护意见而提供的相关证据亦不予采信。
(二)关于四名被告人是否采取利诱及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的问题。
辩方提出，本案所涉八则商业秘密中，部分系相关企业人员主动透露，部分系他人获取后转告给被告人，还有部分具体来源不明，故不能认定四名被告人系采取利诱及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经查，胡某、葛某、刘某、王某等人供述均证实，力拓新加坡公司上海代表处及罗泊公司上海代表处的员工负有搜集信息的职责，且在特定情况下胡还布置下属员工搜集具体信息。其次，四名被告人及涉案人谭某的供述、证人房某、申某等人的证言证实，在相关中国钢铁企业求购铁矿石或要求成为长协客户的场合，被告人获取了本案部分信息。再次，多名被告人及涉案人员均供述，多年来，力拓公司、罗泊公司在对华铁矿石贸易中大多处于优势地位，故中方钢铁企业相关人员在被告人探询涉案信息时均尽量予以满足。最后，司法鉴定意见书、权利人出具的情况说明等证据证实，本案八则信息均经权利人采取了保密措施，从公开途径无法获取。据此，可以认定上述信息系被告人采用利诱及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
(三)关于本案损失认定是否合理及相关信息被泄露与损失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的问题。
辩方提出，起诉认定的损失并不合理，且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本案被告人的行为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经查，四名被告人的供述、证人范成海、苏根强等人的证言、首钢国贸公司等权利人及中钢协出具的情况说明均证实，本案中有关中钢协会议内容及企业生产经营方面的信息属于相关企业的商业秘密；各被告人所在单位非法获取中国钢铁企业有关谈判策略等商业秘密后必然采取措施，使中国钢铁企业在谈判上陷入被动局面，这对于中国钢铁企业开展铁矿石谈判及其竞争利益均产生了直接的负面影响。上述事实还得到了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书》的进一步确认，该评估报告系经具有合法资质的评估机构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通过现场访谈、市场调查、评定估算等方法作出，评估所依据的基础数据客观真实，评估程序合法有效，故对该评估结论应予采信。综上，各被告人的行为与相关权利人遭受重大损失的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四)关于被告人刘某是否具有自首情节的问题。
刘某的辩护人提出，刘在侦查机关未掌握的情况下如实交代了侵犯商业秘密的事实，应认定为自首。经查，刘某并非自动投案，且其侵犯商业秘密的有关事实在到案前已被侦查机关掌握，故依法不能认定其具有自首情节。
法院认为，被告人胡某、王某、葛某、刘某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分别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胡某作为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王某、葛某、刘某作为单位其他直接责任人员，采取利诱及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造成特别严重后果，其行为均又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依法应予数罪并罚。胡某、葛某、刘某在侦查期间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受贿犯罪事实，当庭亦能认罪，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鉴于胡某、葛某、刘某认罪、悔罪态度较好，胡某的涉案赃款已全部退缴，王某、葛某、刘某的涉案赃款已部分退缴，对上述四名被告人均可酌情从轻处罚，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予以采纳。最后，法院判决：
一、被告人胡某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五十万元；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五十万元、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
二、被告人王某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五百万元；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五百万元、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三、被告人葛某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五十万元；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五十万元、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
四、被告人刘某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三十万元；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三十万元、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