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犯罪的心理动因及预防对策浅析
华东政法学院刑事司法系 张翔
e-mail：zhangxzx@sohu.com
受贿犯罪，根据刑法学上的观点，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向他人索取贿赂或者收取他人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不正当行为。本文从经济学中个人行为都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思想出发，详细分析了受贿者实施受贿犯罪的心理动因，得出受贿犯罪发现、查处概率低，受贿实际成本不高，受贿可能收益高是受贿犯罪存在的根本原因，最后从这三方面提出相应的一些对策。
一、受贿犯罪者的心理动因。
在经济学的观点中，人是具有驱利性和理性二维特征的经济人，他的所有行为都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在实际付出较小甚至零成本的前提下，选择得到最大的利益。以上分析尽管并没有对个人思想道德多做考虑，具有很浓厚的“人性本恶”的意味，但这恰恰排除了个人感性因素的干扰，从而更理性的对受贿犯罪进行分析。
在受贿犯罪中，受贿人同样是为了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而选择实施受贿行为的。在受贿以前，他考虑的必然是如果实施受贿行为，其有无可能被发现，发现后会不会被查处，如果被查处会失去什么以及他可以从受贿中获得些什么。简而言之，就是受贿的发现、查处概率，受贿成本、受贿收益三方面问题。
在现实中，受贿人之所以选择犯罪，实际就是对以上三方面仔细权衡的结果。
（一） 受贿的发现、查处概率低。
受贿犯罪是一种隐蔽性较强的犯罪，一般不存在其他证人，也不易被人发现。即使司法机关发现了并进行查处，受贿人也不是没有机会减轻或者逃脱法律的惩罚。我国的刑法第383条、第386条规定“个人受贿数额在5千元以上不满1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或免予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这虽然有利于受贿人主动交待罪行，积极退出赃物，但客观上也为某些受贿人员通过关系网，以行政处罚代替法律制裁创造了条件。并且，刑法中关于受贿犯罪的量刑区间比较大，这给予了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为受贿人减轻处罚提供了条件。
根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胡鞍钢教授的研究，目前我国的公务员腐败被发现的概率大约在10-20%之间；并且就是在被发现后受法律惩处的概率也只大约在6-10%之间，按照他对中央组织部的数据计算，1993-1998年全国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干部累计达到2.89万人，平均每100名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干部只有42.7人被检察机关立案查处，其中只有6.6人被判刑。 这客观上促使一些潜在受贿人产生侥幸心理，从此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二）受贿的实际成本不高。
所谓受贿成本，指的是个人因为其受贿行为而需要付出的代价。它除了受贿的直接投入外，还包括法律处置成本（法律成本）、经济处罚成本（经济成本）、精神或名誉损失（精神成本）、未来收益损失（养老金、住房和医疗保险等），以及因为受贿所付出的道德代价。
理论上，这意味着个人如果实施了受贿行为，他就要背上可能被发现的心理包袱，并且，一旦受贿行为被发现，他将声败名裂，受到党纪政纪的惩处。如果受贿的数额达到一定数额（我国刑法规定为5000元以上），他将面临法律的制裁，这不仅意味着个人政治生命的终结、家庭财产的损失，更多得是他将在监狱里度过剩余的人生。但以上的受贿成本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成本，受贿人的实际付出并不一定会有这么大：首先，就法律成本而言，如前文所述，受贿人可以通过关系网，减轻甚至逃脱法律的惩罚；其次，经济上的处罚也并不一定很有效。很多受贿人在案发以前，常常将其受贿所得隐藏到亲戚朋友家去。案发后，他们常常抱着“牺牲我一个，幸福全家人”的思想，拒不退赃。有的受贿人甚至将其受贿所得转移到海外，利用瑞士等国的银行保密法作为护身符，使办案人员无法追查。像福建“远华”案中的赖昌星就是这样，早在案发以前他就将自己的全部财产转移到了加拿大，并且随后自己也跑了过去，这使得侦查人员只得通过外交途径请求加拿大警方给予协助。此外，由于个人观点不同，名誉成本的效果也是因人而异的。对于一些“无赖”型的人物来说，名誉成本对他的压力几乎为零。所以，犯罪的实际成本并不如理论上所说的那么高。犯罪嫌疑人铤而走险走上受贿犯罪道路，这恐怕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受贿的收益高。
受贿的收益指的是受贿人通过受贿行为而取得的各种收益。它不仅仅包括经济利益，同时也包括非经济的精神利益。
受贿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受贿人是否可以从受贿行为中获得巨大的精神收益？我认为这是肯定的。常常有些受贿人存在着不平衡的心理，总以为自己的付出与所得不相符合。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每一次受贿，都会使他们内心产生实现“自我价值”的满足感，这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收益。此外，目前学术界议论较多的“性贿赂”问题，也说明了精神收益的巨大。在“性贿赂”中，受贿人冒着被发现的风险，但却没有丝毫经济收益，看似不合情理。但他们在接受受贿人提供的“性贿赂”时，其精神上产生的巨大满足感，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大的收益。
由上可见，受贿犯罪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都可以产生巨大的收益，这也正是促使受贿犯罪产生的原动力。
二、遏制受贿犯罪的对策。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受贿犯罪是由于受贿人为了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实施了“高收益低风险”的受贿行为而产生的，所以我们要打击受贿犯罪，必然要反其道而行之，即从提高对受贿犯罪的发现、查处概率，提高受贿的实际成本，降低受贿收益三方面入手。
（一）提高受贿犯罪的发现、查处概率。
我以为这是打击受贿犯罪的关键。因为只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受贿的成本才有讨论的必要，受贿的收益也才有研究的价值。在这里，我们应做到以下两点：
1、严格检察制度，提高受贿犯罪的发现概率。目前检察机关查处受贿案件的线索绝大部分都来自于人民群众的举报。但是由于害怕报复、碍于人情等因素，知情群众的举报并不是很积极，并且即使举报了也往往采用匿名的方式，这大大限制了检察机关的查案范围，增加了其调查取证的难度，也降低了检举材料的可信度。对此，我们应该效仿香港的检察制度，制定严密的保密措施，限制非办案人员对检举材料的接触，对泄密者给予严厉惩处，给提供重要线索的群众以一定经济奖励等。
2、独立行使检察权，提高受贿犯罪的查处概率。尽管在立法中，检察权应该是不受任何外来影响，完全独立行使的。但实际上，由于检察机关的经济、人事方面还依靠于行政机关，于是它不可避免的会受到行政机关对它的牵制，这大大影响其办案力度和深度。我认为检察机关要真正的独立行使职权，首先就要将检察机关的经济脱离地方财政，其经费预算应直接从中央财政中取得。其次，在人事方面，检察机关人员的进入、级别晋升不应该为行政机关的组织部门所左右，而应该独立进行。这样，除去了后顾之忧，检察机关就可以轻装上阵，一心一意打击受贿犯罪了。
（二）提高受贿的实际成本。
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受贿人也不例外。在受贿以前，他必然会思考这种行为可能给他带来的后果。针对受贿人的这种心理，我们应做到以下几方面内容。在法律处置方面，不受外来影响，严格执法；在经济处罚方面，除了要追缴违法所得以外，还应该给受贿人处以严厉的财产刑，使其得不偿失；在精神惩罚方面，可通过媒体将受贿人公布于众，使其身败名裂。这样，潜在受贿人考虑到受贿实际成本如此巨大，必然不敢轻易受贿。
不过，我认为以上的惩罚措施应该仅仅适用于受贿人，对行贿人该如何处罚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因为尽管行贿人的行为直接导致了受贿犯罪的发生，主观恶性较大，理应严惩。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受贿犯罪的隐秘性较强，证据不易收集，这时候，行贿人的合作就显得十分重要。但是行贿人如果知道其证言会给自己带来不利后果时，是绝对不会开口的，所以我们有必要通过减轻或者免除刑事处罚来打消他们的顾虑，换取他们的合作。这样，以较少的代价（放弃或减轻对行贿人的刑事惩罚），获得较大的收益（打击犯罪，挽回损失），相比较还是合算的。
（三）降低受贿的可能收益。
由上文分析可知，受贿犯罪的收益来自于经济和精神两方面，所以我们要降低它的可能收益，还是要从这两方面入手：
1、经济方面。最重要的是对受贿犯罪的不法所得予以追缴，使受贿人在受贿行为上无利可图。追缴受贿所得，如果受贿人乖乖合作，那自然很好。但如果受贿人抱定“牺牲我一个，幸福全家人”的思想，拒不交待，这时候我们就应该从受贿人的家属入手，进行思想、政策教育，使其明白只有主动上交受贿所得，受贿人才可能被宽大处理；家人、朋友如果协助受贿人隐瞒赃物，将以窝赃论处。此外，我们还应从银行、周围群众、受贿人朋友等多方面入手，追查赃款的流向，，使潜在受贿人感到受贿得不偿失。这样，受贿犯罪自然会逐渐减少了。
2、精神方面。我以为降低精神收益的最好方法还在于平时的预防。我们应该加强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使他们能够认识自我，调整心态。认识自我，是指要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权力完全来自于人民，认识到自己只是人民的“公仆”，没有任何权利滥用人民所赋予的权力；调整心态，就是要求他们端正对金钱的态度，既不漠视、也不盲目追求，真正做到以一颗平常的心来看这个问题。这样，没有了对金钱、权力的热衷，受贿的欲望自然也就消失了。
青海省罚款和没收财物管理条例
青海省人大常委会
青海省罚款和没收财物管理条例
青海省人大常委会
（1995年11月25日青海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1995年11月25日公布 1996年4月1日起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罚没处罚的执行
第三章 罚没票据的管理
第四章 罚没收入的管理
第五章 监督与处罚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罚款和没收财物的管理，督促执法机关正确行使罚没处罚权，维护国家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执法机关是指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以及依法行使行政执法权的单位。
第三条 执法机关在执行罚款、没收财物（以下简称罚没处罚）时，应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执法机关的罚没收入必须全额上缴国库。
罚没收入包括执法机关实施罚没处罚的罚没款、罚没物品和不返还赃物的变价收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财政部门负责同级执法机关罚没收入的票据管理和财务结算工作。
第五条 各级财政部门对执法机关必不可少的办案费用要予以保证，对执法机关的罚没收入和办案费用补助的开支，按照“收支两条线”的原则管理。
第二章 罚没处罚的执行
第六条 执行罚没处罚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制定的规章的规定进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及规章没有规定的，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进行罚没处罚。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创设罚没处罚项目。
第七条 行政执法机关进行罚没处罚，必须给被处罚人出具处罚决定书和罚没票据。
处罚决定书应载明：被处罚对象的基本情况，违法事实，处罚依据，罚没数额，执行期限，不服处罚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期限，执法机关的名称、印章和日期。
第八条 执法人员实施当场处罚的，必须出具统一制发、编有号码并由执罚人员签名的罚款收据。不出具罚款收据的，当事人有权拒绝缴纳罚款。
第九条 执法人员执行罚没处罚，必须持有国家或本省制发的执行公务的证件，无证不得处罚。
第十条 任何执法机关不得下达罚没收入指标，也不得以收取保证金、抵押金等形式变相实施罚没处罚。
第三章 罚没票据的管理
第十一条 执法机关执行罚没处罚，必须使用省财政厅统一制发或认可并登记备案的罚没票据、凭证，禁止使用其他收据。
第十二条 各级财政部门要建立、健全票据的领发、使用、缴销、保管制度，并严格管理，堵塞漏洞。
第十三条 各级财政、审计部门应对执法机关罚没票据的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和审计。
第四章 罚没收入的管理
第十四条 执法机关应设立罚没收入财务帐册，建立罚没收入的保管、交接和结算对帐制度。罚没收入的结算由财政部门负责，并在地方财政决算中予以反映。
第十五条 执法机关没收、扣押、查封财物时应制作清单，载明财物的名称、种类、规格、数量和完好程度等，由承办人和当事人签名或盖章。清单由执法机关和当事人各执一份。
退还扣押、查封的财物时，当事人应凭单验收，扣押财物丢失、损坏的，执法机关应负责赔偿。
第十六条 对尚未结案而暂时扣押、查封不易保存的物品，执法机关可经物价部门评估后进行拍卖，拍卖的变价款暂予保存，待结案时一并处理。
第十七条 执法机关对罚没财物应按以下规定处理：
（一）金银、外币以及国库券、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由专管或专营金银、外汇、证券业务的金融、证券机构予以收购、兑换、兑现；
（二）金、银、珠宝等制作的工艺品（包括饰品和器皿），古玩、文物，经专门管理部门鉴定估价后，应由国家收藏的，交有关部门收藏；无收藏价值的，可拍卖处理；
（三）烟草专卖品和其他专营商品，进行定向拍卖；
（四）粮油和鲜活等易腐、易变商品，委托所在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或集贸市场出售或拍卖；
（五）法律、法规规定予以保护的野生动、植物，按法律、法规规定处理；
（六）大宗商品、重要生产资料等，由有经营权的机构拍卖或者收购；
（七）武器弹药、易燃易爆物品、毒品和其他违禁品，由收缴机关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八）假冒伪劣商品，经鉴定有利用价值的，由有关部门收购；无利用价值的，一律销毁。
第十八条 拍卖物品应经物价部门评估后拍卖。严禁任何机关和个人采取调换、私分、压价、内部选购等手段处理罚没物品。
财政、审计、物价部门对罚没物品的拍卖活动进行必要的监督。
第十九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其他行政执法机关直接查处结案的罚没款和没收物品变价款，追回应上缴国库的赃款和赃物变价款，由查处机关上缴国库。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行政执法机关依法移送人民法院判处的案件的赃款赃物，按国家有关规定上缴国库。
第二十条 铁路、海关、外汇管理等隶属于中央机关的罚没收入以及公安、工商部门缉私罚没收入的上缴，按国务院及财政部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执法机关截留、隐瞒、转移、挪用、坐支罚没收入的，一经查实，财政部门有权从该机关的预算经费中扣除。
第五章 监督与处罚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执法机关的罚没处罚实行监督，可以依法撤销同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超越权限制定的有关罚没处罚的规定。
各级人民政府对所属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超越权限制定的有关罚没处罚的规定，应责令改正或者予以撤销。
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监察、财政、审计、人事等主管部门根据各自的职责权限，互相配合，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依法查处。
第二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的罚没处罚行为有权控告、检举、揭发。
被处罚的单位和个人对不送达处罚决定书和不开具罚没处罚票据的，有权拒绝履行；对罚没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五条 执法机关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上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执法机关的上级主管部门应予纠正；可以给予通报批评或者责令限期改正，对执法机关的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可以给予行政处分。
（一）超越权限设置或变相设置罚没处罚项目，提高罚款标准和扩大适用范围，滥施罚没处罚的；
（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及规章的规定擅自委托其他组织和个人代施罚没处罚的；
（三）利用罚没收入为本单位谋取利益的；
（四）向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下达罚没指标的。
第二十六条 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和单位负责人，由主管机关或监察机关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玩忽职守，不履行罚没处罚职责的；
（二）擅自制发、伪造罚没票据或者不按规定使用罚没票据的；
（三）隐瞒、截留、转移、坐支、私分、贪污、挪用、侵占罚没收入的；
（四）调换、压价处理、内部选购没收物品的；
（五）其他违反本条例的行为。
第二十七条 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进行罚没处罚，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予以赔偿。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的具体应用问题由省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自1996年4月1日起施行。
1995年11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