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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程序不具有审理婚姻效力的“合法资格”

——靠几例“歪打正着”的案件，撑不起婚姻效力纠纷行政诉讼制度的大厦

王礼仁

目前处理婚姻效力纠纷的立法和司法机制在其职能定位、执法权力配置、诉讼路径选择等方面均存在明显错误。一是行政权与司法权混淆；二是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混淆；三是部门之间职能混淆。解决婚姻效力纠纷的部门重叠，职能交叉，既有分工不明，也有分工错误；既有重复交叉，越权越位，又有盲点死角，该管的案件无人管。处理婚姻效力纠纷虽然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三大机制，但由于权力配置不合理，庞大的机构体系却无法解决实际问题，婚姻效力纠纷诉讼难与裁判乱的现象十分严重。对此必须改革。改革的重点是婚姻效力纠纷管辖权应当再分配。要进一步优化执法资源，整合执法机关，消除诉讼岔路，建立直达诉讼专线，以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方便当事人诉讼。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彻底废除婚姻效力纠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凡涉及婚姻是否成立或有效的案件，统一由法院主管，按民事程序处理。对此，我在《反婚姻诉讼分裂法》一文有论述。[1] 这里不再赘述。

但行政诉讼这种判决一直在延续。今天（2013年10月24日）《人民法院报》还 刊登了《法院对离婚登记行政案件应遵循的审查原则——河南南阳中院判决唐某诉内乡民政局离婚登记行政案》（“案例指导”）一文，该文肯定了一、二审法院撤销限制行为人离婚证的判决。[2]

这个案件的实体处理与程序均有问题。即使没有问题，靠几例“歪打正着”的案件，也撑不起婚姻效力纠纷行政诉讼制度的大厦。

在司法实践中，一些瑕疵婚姻被强行通过行政诉讼撤销了，有人便据此认为行政诉讼可以解决瑕疵婚姻，并加以论证和推广。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是“一案障目”。且不说其受理和撤销婚姻是否正确或符合法律，假设所受理和撤销的某一婚姻没有法律障碍，那也仅仅是一种巧合，属于“歪打正着”。因为所谓行政诉讼可以解决瑕疵婚姻效力纠纷，往往具有偶然性，即只有在某些特定条件才有可能。这些特殊条件至少有：

第一，婚姻登记机关必须存在过错或违法。如果婚姻登记机关不存在过错或违法，将这样的案件作为行政案件，登记机关则成为“无责被告”。这样的行政审判显然偏离了行政诉讼的宗旨，丧失了行政审判监督行政机关的意义。

第二，没有超过行政诉讼时效。如果超过行政诉讼期限，行政诉讼则无法受理。

第三，婚姻登记违法行为属于足以否认其婚姻效力的情形。如果违法行为不足以否认其婚姻效力，行政诉讼既要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又要确认婚姻有效，其判决功能难以实现。

第四，不存在与之相关的其他婚姻形态需要同时确认的情形。如果在同一婚姻中存在登记婚姻与事实婚姻两种交叉形态，撤销登记婚姻时，需要对事实婚姻进行确认；或者登记离婚后一方再婚，是否撤销离婚登记，则需要对再婚是否善意进行判断后才能决定时，对此，行政诉讼则不具有这种功能，根本无法承载此类诉讼案件。

第五，不存在民政机关拒不举证、拒不到庭等情形。如果存在民政机关拒不举证、拒不到庭情形，按照行政诉讼的有关规定，则将直接认定婚姻登记缺乏根据而撤销登记。这将会导致不应当撤销的婚姻被撤销。

然而，在婚姻登记瑕疵案件中，同时具备上述几种情形的案件并不多。从整体案例看，有90%以上的行政登记机关尽到了法定注意义务，并不存在过错或违法行为；有95%以上的超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时效；有80%以上的婚姻瑕疵，不影响婚姻效力；在瑕疵婚姻中，不乏有登记婚姻与事实婚姻交叉并存、登记离婚后再婚的现象；民政机关拒不举证、拒不到庭的情形也时有发生。那么，在上述登记机关无过错等诸多情形中都无法通过行政诉讼解决，或者行政诉讼无法解决。可见，行政诉讼解决瑕疵婚姻具有偶然性、局限性、有限性、不彻底性、不合法性。

作为解决某一具体纠纷的诉讼机制，不仅要与其性质相符，而且必须适用于某类纠纷的全部情形，具有普遍适用价值或指导意义。瑕疵婚姻行政诉讼不仅与其性质不合，而且只能适用少数特殊情形，这样的诉讼机制或制度，显然无法承载或完成其应有的诉讼使命，不具有担当某一具体纠纷诉讼制度的“合法资格”，不符合一项诉讼制度存在的价值，不能成为解决瑕疵婚姻纠纷的选择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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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详见《反婚姻诉讼分裂法》北京大学法律信息网：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Html/Article_79336.shtml



[2] 见《法院对离婚登记行政案件应遵循的审查原则——河南南阳中院判决唐某诉内乡民政局离婚登记行政案》，载2013年10月24日《人民法院报》（案例指导）。这篇文章观点的问题很多，这里只就撤销限制行为人协议离婚这一个实体问题进行讨论。



人身危险性的特征和现实表征

李宇先


人身危险性研究之一

【《人民法院报》编者按】人身危险性理论的研究，不仅可从犯罪学的角度为预防犯罪以及刑事立法提供指导，更可从刑罚学的角度为量刑提供指导。其涉及面较广，也很复杂，本版将连续３期刊登与刑事实践较为密切相关的研讨文章，以期对刑事审判有所裨益。


所谓人身危险性，一般是指行为人实施犯罪的可能性和再次犯罪可能性。因此?人身危险性的特征主要有以下特征：１．再犯可能性是人身危险性的内容，初犯可能性是对人身危险性概念的补充和完善，两者都能体现人身危险性理论的存在价值。２．人身危险性是一种现实可能性。首先，人身危险性属于未然的领域，是犯罪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其次，人身危险性不是一种抽象可能性，而是现实可能性。这种现实可能性并非凭空想像，而是有其现实基础，是对行为人的个人情况和其他因素经过判断、分析而得出的结论。虽然人身危险性具有随机性和难预测性，从而使得人身危险性难以准确预测。但是，难以预测并不等于不能预测。人身危险性也同其他事物一样，是一种客观存在，有其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只要我们对行为人的个人情况予以客观、全面、科学的考察，细致、认真、仔细地分析，对其将来的犯罪可能性有无、大小，是可作出基本准确的评价的。３．从潜在主体上讲，人身危险性存在于有前科和虽然无前科但是具有犯罪倾向的人。不仅包括已经实施过犯罪的人，而且包括无刑事责任能力人、限制刑事责任人以及没有实施过犯罪行为的人。无刑事责任能力、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与没有实施犯罪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是有区别的。无刑事责任能力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可能实施了一定的行为，且这种行为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由于其未达到负刑事责任的年龄或者不具有完全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不符犯罪构成的主体要件而不负责刑事责任。但是其实施了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是客观存在的。而没有实施犯罪行为的人，是以没有实施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为前提的。４．从存在的根据上讲，人身危险性以行为人的特定人格为基础。在人格形成中，由于人具有相对的自由意志，因而自身会对其进行刑法意义上的主观评价。人格形成后，会表现为对现实稳定的态度和与之相适应的习惯化的行为模式，在特定的环境下会实施特定的行为。人身危险性正是建立在行为人犯罪倾向人格基础上。行为人反社会人格对人身危险性的形成和存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两者的大小成正比关系，人格中反社会倾向越大，人身危险性就越大，反之，则越小。５．从表现形式上讲，人身危险性是对犯罪倾向性人格的否定性刑法评价。犯罪倾向性人格为人身危险性的刑法评价奠定了基础。犯罪倾向性人格有危害社会的可能性，当然会受到社会的批判、谴责和禁止。对人身危险给予刑法上的否定性评价，实质上是通过社会环境影响自由意志的过程，也就是削弱甚至是消灭犯罪倾向人格的过程。当然，对行为人采取强制手段（刑罚）进行教育改造，强制行为人改变犯罪倾向性的人格，必须建立在人身危险性现实化了的已然之罪上，未然之犯罪可能是不应受刑罚惩罚的。６．从发展过程来看，人身危险性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可变性。人身危险性一经形成，一般会长期存在，这是人格具有稳定性的原因。另一方面，人身危险性又具有可变性。犯罪倾向性人格形成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有主观的、有客观的、有内在的、也有外部的。这些因素的削弱、消失或者增强，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的相对自由意志，继而使人身危险性发生一定的改变。一般说来，人身危险性的改变会出现三种情形：一是加强，如累犯、惯犯；二是减弱；三是消灭。

在我国刑事法律中，多处出现了社会危险性的概念?这种“社会危险性”是指行为人危害社会的可能性，“不致再危害社会”是指行为人不再有危害社会的可能性。从这种意义上讲，社会危险性与人身危险性属同一范畴，只是两者的侧重点不同而已。人身危险性侧重于行为人，即危害社会的主体，社会危险性侧重于危害的对象，即社会。由于人身危险性作为一种犯罪倾向，犯罪可能，构成了对社会的威胁，因此亦称之为“社会危险性”。此外，在我国，主观恶性被认为是一种道德谴责，是犯罪人通过犯罪所表现出来的蔑视社会的思想意识，因而应受国家的非难和谴责。主观恶性从其内部结构而言是心理事实与社会规范的统一，是犯罪人主观上所具有的某种属性，这种属性是建立在犯罪人的主观心理状态之上，犯罪心理即罪过形式是判断主观恶性的关键性因素。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有着质的不同，不可混为一谈。人身危险性不但包括已经实施过犯罪的人，还包括无刑事能力人、限制刑事责任的人和没有实施过犯罪的行为的人。同时?人身危险性属未然之罪的范畴，立足犯罪人的过去而对将来作出预测。而主观恶性的重心在于评定过去，具有实然性而不针对未来。再者?人身危险性是一种初犯可能和再犯倾向，其评定依据除行为外，还包括个人情况、犯罪后的表现等。主观恶性是对犯罪人犯罪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内在恶劣品质的一种谴责，以犯罪人的主观方面为主要评定依据。最后?人身危险性是认定刑事责任大小和刑罚轻重的根据。而主观恶性是犯罪论的范畴，是犯罪构成的主观因素。通常所说的犯罪构成的主客观统一，也可以说是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的统一。但是也要看到，人身危险性与主观恶性又有着密切的联系，主观恶性虽然外化为已然之犯罪行为，然而它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说明人身危险性的大小。人身危险性与主观恶性存在正比关系，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大的，其主观恶性也大，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小的，其主观恶性相对也小。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说“这个人有犯罪倾向”。这个“有犯罪倾向”就是一个经过分析判断后得出的结论，而这个结论则是建立在“这个人”外在表现的现实表征的基础之上的。人身危险性的现实表征就是预示、表现、反映、决定和影响行为人人身危险性有无及其程度的各种既存的主客观事实情况，是人们判断人身危险性状况的表层征象。人身危险性的表征虽然是由一系列因素组合而成，但是这些因素是反映人身危险性的有无、大小，是人身危险性的外部表现形式。

笔者认为，作为人身危险性表征的个人情况与通常所说的个人情况不尽完全相同，从外延上讲，通常所说的个人情况比人身危险性的表征要宽泛，有些情况是行为人的个人情况，但是不是反映人身危险性的内容，当然也就不能看作是人身危险性的表征。作为人身危险性表征的个人情况以表现、反映人身危险性为基础。不能表现或反映人身危险性有无、大小的个人情况，不属人身危险性表征范畴。这并不是说直接反映行为人反社会倾向的个人情况才能是人身危险性的表征。一些中性特性的个人情况本身并不具有“反社会”性，但是与行为个体结合后间接体现反社会倾向的，理应包含在内。比如一个人的姓名，其本身只是一个人的代号，但是如果放在家族矛盾冲突中，姓名就体现出一种倾向性。这也同时说明，人身危险性的表征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具体在每个人中所包含的内容并不完全一致。因此，从犯罪形成过程的角度来认识人身危险性的表征，更显得逻辑性较强，条理较清楚。主要有以下四方面：１．平时情况。个人基本情况指行为人准备或者预备实施犯罪之前的个人基本特征。可分为三方面内容：一是生理状况，包括性别、年龄、身体状况、生理特征等。二是心理和思想情况，包括性格特征、爱好习惯、人格气质、文化知识、道德观念、政治思想等。三是社会关系情况，包括婚姻家庭、亲戚朋友、职业经历、经济状况和社会环境等。２．犯前情况。这里主要指导行为人准备实施犯罪到开始实施犯罪这一段时间的情况。包括犯罪动机、犯罪目的、犯罪起因以及犯罪的罪过形式等。犯罪前表现出的内心世界和心理活动直接体现人身危险性，对人身危险性的大小具有重要作用。３．犯中情况。犯中情况指的是行为人犯罪过程中的表现，也是人身危险性的重要表征之一。犯中情况主要包括犯罪行为，犯罪性质，犯罪的手段、方式、时间、地点、对象，犯罪的中止、未遂、既遂，犯罪后果等等。犯中情况同样很大程度地反映行为的人身危险性的大小。４．犯后情况。犯后情况指的是行为人犯罪后的表现。包括认罪悔罪态度。行为人对所犯罪行为的性质及其后果有一定认识，并对其行为给国家、集体或者他人造成的损害后果有痛苦感，其人身危险性相对较小。有的犯罪后不仅没有悔恨之意，相反以此为荣，其人身危险相对较大。更有甚者，隐匿罪行、杀人灭口、畏罪潜逃、抗拒逮捕、嫁祸于人等，这种人的人身危险性比较而言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