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商业零售企业进货交易行为规范(试行)
北京市商务局、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关于印发北京市商业零售企业进货交易行为规范(试行)的通知
京商秩字〔2004〕20号
各区、县商务局、工商分局，各有关行业协会和企业：
为进一步规范流通领域市场经济秩序，引导商业零售企业依法经商，诚信兴商，规范企业进货交易行为，市商务局会同市工商局研究制定了《北京市商业零售企业进货交易行为规范（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北京市商务局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二00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北京市商业零售企业进货交易行为规范（试行）
第一条 为维护流通领域市场经济秩序，促进首都消费品市场繁荣和稳定，规范本市商业零售企业（以下简称：零售商）进货交易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直接面向最终消费者提供商品和服务的零售商，适用本规范。
第三条 本规范所称进货交易行为，是指零售商通过经销代销、代购、联营等形式与供货商之间的经营行为。
第四条 零售商的进货交易行为，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
第五条 零售商与供货商之间的交易行为，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守社会公德和商业职业道德。
第六条 政府鼓励、支持消费者、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进货交易行为进行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
第七条 零售商应当取得有效、完备的营业手续，注册资本（金）真实合法，必须有固定的营业场所。
第八条 零售商作为商品销售的终端环节，要加强对供货商、购进商品的质量、进货渠道的审核，禁止商业贿赂等不正当经营行为的发生。
（一）零售商对供货商应当进行全面、细致的资质调查，注意跟踪了解、掌握供货商的信用情况。必要时应对供货商生产经营场所和生产过程、生产环境、储运条件等情况进行实地考察。
（二）零售商应当取得供货商提供的进店商品生产许可证、产品检验（检疫）合格证、食品卫生许可证等有关证件，对产品的标识、成份、质量、出厂检验证明等进行审核，以保证符合规定的标准。对属于强制性产品认证、绿色产品标志、知名品牌产品的商品，应当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并备案存档。
（三）零售商应当加强内部管理，对进货渠道建立可追溯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
第九条 零售商与供货商进行进货交易行为时，应当履行下列责任：
（一）零售商通过经销、代销、代购、联营等经营形式同供货商建立交易行为，应当与供货商签定书面合同，并可使用商务主管部门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共同推行的合同示范文本。
（二）零售商与供货商订立的合同应当明确合同各方的权利与义务，包括购进商品的品种、质量、规格、数量、时间、地点、结算方式、结帐期、合同解除条件、违约责任、合同争议解决方式及各方共同约定的其他条款。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按照合同目的、交易习惯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其条款的真实意思。
（三）零售商不得利用其在市场中所处的优势地位订立显失公允的格式条款。
第十条 零售商向供货商收取费用应当坚持公平合理、公开约定、管理规范的原则。
（一）零售商在进货交易活动中应事先明示收费的项目、标准、权利和义务，经各方协商一致后，以合同约定。
（二）遇有特殊情况或因业务经营实际出现合同外收费情形的，应当与供货商协商签定补充合同。
（三）零售商收取的各种费用必须如实入帐，向供货商开具正式发票，并依法纳税。
第十一条 零售商邀请供货商参加促销活动应当坚持自愿、合作、公平原则，不得强行供货商参加。促销活动产生的费用，零售商应与供货商合理分担。
（一）直接影响供货商商业利润或利益的促销活动，应事先征求供货商的意见。
（二）零售商与供货商在协议中明确约定促销活动的参加办法、经营风险负担、回扣比例、费用分担、售后服务等。
（三）零售商不得借新店开业、店庆、节日庆典等名义向供货商强行索取赞助费用；不得重复设置或变相设置收费项目；禁止在合同以外强行收取与供货商业务无直接关联的费用；禁止在无合同约定或收费项目、金额未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擅自克扣供货商结算货款。
第十二条 零售商必须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结算方式、时间及地点与供货商进行货款结算，规范履约行为。
（一）零售商应根据商品特性和销售的实际情况，在合同中用规范明确的文字表述结帐日期的起止时间，全面履行合同。
（二）零售商在货款结算过程中，遇有结算期迟延或结算金额变更等情形，应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合同的约定，通过法定或约定程序提前与供货商沟通并取得一致。
（三）零售商不得以占压供货商货款作为企业融资的手段，阻碍商品流通。
（四）不得人为设置障碍，故意拖延结算。
（五）禁止零售商利用合同形式欺诈骗取供货商的财物。
第十三条 零售商应当本着合作发展的原则，致力于与供货商建立长期稳定、互利互惠的合作关系，主动向供货商反馈市场需求变化和商品供求信息，加强综合分析研究，引导供货商适应市场发展趋势。
第十四条 零售商对于达到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取得知识产权、在国内同类产品中处于领先地位、市场占有率和知名度居行业前列、用户满意程度高、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产品，以及采用国际标准、ISO9001、ISO14001等系列国家标准的新产品，应积极为其进入市场提供便利条件和必要的支持。
第十五条 零售商应当参照DB11/T209－2003《商业、服务业服务质量》（北京市地方标准）规定的服务人员、服务操作、服务设施、服务环境、商品（服务）质量管理和服务管理方面的基本要求，为供货商提供优质的服务。
第十六条 支持和鼓励行业协会依据本规范制定进货交易行为行业公约，构筑覆盖本市流通领域的诚信自律体系，建立行业内部约束机制、惩戒机制，督促本规范的实施。
（一）制定本市《零售商信用等级自律分类规范》，完善企业资质信用、经营商品信用、服务规范信用、合同履行信用、内部管理信用等方面的项目标准。
（二）建立零售商信用档案，及时、准确、全面的记载和反映零售商信用状况，通过行检、行评，将零售商进货交易行为纳入信用等级的评定范围，信用等级将作为零售商融资信贷、经济往来、申报信用企业、名牌企业、服务名牌认定的主要依据。
（三）建立信用信息网络平台，向供货商、消费者及社会各界公示零售商信用情况。
第十七条 政府商务等职能部门要发挥“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系统”作用，通过警示信息对查处的零售商违法经营行为和失信行为向社会公示。
第十八条 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借助社会舆论对进货交易活动中不规范的行为进行评论，进一步加强社会监督的力度。
第十九条 商务主管部门要加强“诚信兴商”活动的宣传教育，积极推动本规范的试行，要引导零售商参与北京市“守信企业”公示活动。
政府职能部门要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按照各自职能，加强对商售商进货交易行为的监督管理。
第二十条 零售商与供货商在履行进货交易合同中出现争议时，可协商和解，协商不成的，依据合同约定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或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一条 本规范为零售商进货交易行为的基本规范，鼓励零售商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制定严于本规范的履约信用标准。
第二十二条 本规范自2005年2月1日起施行。
论我国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
张红圈
摘 要 我国行政诉讼法立法之时，把抽象行政行为排除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随着我国经济、政治领域改革的深刻变化，我国法制建设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同时，公民法律意识日渐增强，政府依法行政水平逐步提高，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得到强化的背景下，对政府的立法、执法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更要对作为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监督。虽然我国建立了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机制，但司法监督的缺位使我国抽象行政行为监督机制存在严重的不足。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应该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到行政诉讼范围之中。
关键词 抽象行政行为；可诉性；诉讼范围
前 言
目前我国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还比较窄，这反映了我国行政权较强，而司法权相对薄弱的国情现状。因此，为平衡国家的权力分工，建立司法权与行政权的良性互动机制，应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框架内适当扩大司法权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我国目前赋予行政机关能动地理解和执行法律的权力，其中也包括了制定抽象行政行为的权力，并且建立了抽象行政行为监督机制，但司法监督的缺位使我国抽象行政行为监督机制存在严重的不足和缺陷。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到行政诉讼范围之中，弥补监督机制的不足和缺陷，刻不容缓。
一、抽象行政行为的概念与特征
抽象行政行为，可以从动态和静态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分析。从动态方面看，抽象行政行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针对不特定的人和不特定的事制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则的行为。从静态方面看，抽象行政行为是指国家机关针对不特定定的人和不特定的事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则，包括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其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等[1]。
抽象行政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的对称,由于它可以反复适用,且对象具有普遍性,故又有学者称之为普遍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具有以下特征：
(一) 对象的普遍性
抽象行政行为以普遍的、不特定的的人或事为行政对象，即它针对的是某一类人或事，而非特定的人或事。例如，行政机关制定行政规章，规章适用于所有符合规章要求的某一类人或某一类事。
(二) 效力的普遍性和持续性
首先，抽象行政行为具有普遍的效力，它对某一类人或事具有约束力。其次，抽象行政行为具有后及力，它不仅适用于当时的行为或事件，而且是用于以后将要发生的同类行为或事件[2]。
(三) 损害结果难以量化
抽象行政行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决定了其行为一旦违法造成损害后果，就难以作出量上的统计和估计。
(四) 形式的多样性
抽象行政行为可以表现为制定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的行为，也可以表现为制定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行为，或者行政机关在法定权限内，对法律、法规、规章所作的解释。在西方，则可以表现为委任立法行为或法定立法行为[3]。
(五) 准立法性。
抽象行政行为性质上属于行政行为，但它具有普遍性、规范性、和强制性的法律特，并经过立项、起草、审查、决定、公布、备案等一些列程序。
二、我国抽象行政行为监督机制的现状
根据我国宪法、立法法和组织法的规定，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途径有三种。
（一）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
我国宪法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对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进行监督的条款，从法律上建立了行政权力的监督机制和措施。根据我国宪法第67条第(六)、(七)项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有权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①。”《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8条第(十一)项规定:“县级以上 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第9条第(八)项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撤销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命令②。”上述法律规定，在法学理论上可称为权力机关对国家行政机关所作出的抽象行政行为的立法监督，事实上也是对行政权力进行监督的法律依据[4]。
（二）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
首先，根据宪法第89条第(十三)、(十四)项的规定:“国务院有权改变或撤销各部、各委员会发布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有权改变或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③。”《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51条第(三)项规定:“县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权改变或撤销所属各工作部门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下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命令④。”其次，备案审查和法规清理的监督。从具体做法上看，国务院各部委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要向国务院备案，国务院通过备案审查可以发现规章中存在的不当或违法问题，从而加以纠正。有些省、自治区或直辖市人民政府也要求其所属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将其规范性文件上报备案。再次，国务院在组织清理规范性文件过程中可以发现抽象行政行为存在的问题并予以解决。最后，行政复议中对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5]。《行政复议法》第7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下列规定不合法，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时，可一并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该规定的审查申请：(一)国务院部门的规定;(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规定;(三)乡、镇人民政府的规定。”
（三）人民法院的间接诉讼监督
我国现有的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具有间接性。首先，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在我国还没有明示的宪法依据，而只有默示的宪法依据。其次，抽象行政行为只是我国现有司法审查的间接对象。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由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行使司法审查权。但是，我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能直接诉请人民法院对违法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这种间接性具体表现为对规章的“参照” [6]。对于这种司法审查的间接性，即“‘半司法审查’模式表明，抽象行政行为成为我国法院司法审查的间接控制对象”。
三、将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的缺陷
（一）不利于人民法院进行司法监督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认可具体行政行为的可诉性,法院可通过诉讼纠正错误的具体行政行为,但对错误的抽象行政行为却无可奈何。行政机关还会据此作出同样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可见,一个错误违法的抽象行政行为的负面影响远大于具体行政行为。如果法院不能对地方政府出台的行政文件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就不能从根本上消除错误的具体行政行为产生的根源,将导致司法对行政的监督权不能充分发挥。
（二）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真正有效保护
抽象行政行为的不可诉性使得其实际享有了“司法豁免权”,法院无权否定违法的抽象行政行为。这会助长行政机关的恣意性,甚至滥用职权,以权谋私制定损害公众的行政文件,而法院却不受理对抽象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使得相对人无处寻求救济,这不利于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也不符合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要求。
（三）违背了“司法高于行政”及“司法最终解决”的现代法治原则
在法制比较完备的国家,司法权是神圣的,行政权在不具备宪法上的豁免情形时,必须要受司法权的审查。“司法高于行政”以及“司法最终解决”已成为现代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原则。而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明显达不到此原则之要求,因为我国宪法并没有规定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7]。
四、我国抽象行政行为可诉性的可行性分析
从我国法治现状来看，已经具备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诉讼范围的条件。经过十多年的行政审判实践，人民法院已经积累了审查和处理违法抽象行政行为的经验和力量，修改《行政诉讼法》，扩大受案范围不仅是行政法治的需要，也具备了现实基础。在维持现行法律有关权力机关监督抽象行政行为的前提下，同时赋予人民法院对违法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和处理权，是必要和可行的。抽象行政行为具有可诉性不仅具有社会文化的和制度层面的可行性，也具有操作技术方面的可行性。
(一) 已经形成完善司法审查制度的法律文化
一国的法治必须根植于更大范围内的文化之中，形成了人们对于法治的普遍认识、习惯以及思维方式。在对一国的法律制度进行改造时，必须考虑其生存的法文化环境，乃至整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只有这样，移植的法律制度才能获得其应有的生命力，才能发挥人民期望中的功能。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追求和谐的政治理念造就了中国法律上独特的“集体主义”精神，或称“集体本位”，即法律的社会职能是从维护社会团体的整体利益和秩序出发，来考虑个人的地位、责任、权利和义务。进一步说，通过对个人的制约来维护某种社会团体的利益和秩序。在这里，个人的独立人格没有得到确立，个人的价值没有得到肯定，个人是作为手段而不是作为目的存在。个人的权利、自由被忽视，个人的主动精神被淹没。总之，个人只不过是宗法网络上的一个结[8]。”在法律的天平中间，权利的指针总是倒向社会团体(或整体)，义务的祛码总是落在个人一方。如此的法律文化，造就了我国历史上向来不许“民告官”的传统。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很长时间里，法制同样没有得到重视甚至遭到了毁灭性摧残。对于行政机关行为的控制主要依靠的是党组织的教化，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和自律。这种制度上的缺陷导致了严重的官员腐败问题。而法治理论则让我们明白了制度约束的重要性，行政权力必须受到制约。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始提出并着力建设以来，我国十分关注法治的建设，培养公民的法治观念和权利意识，要求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具有公仆意识，国家对于法律的重视度在历史上是空前的。随着我国对外交往的加深，很多国外的法律制度或被我国立法所借鉴，或因我国加入一定的组织而自动适用。法治的观念由此深入人心。抽象行政行为作为行政权力的行使方式，应当受到全面的监督，其中司法监督尤为重要[9]。
(二) 宪政体制也能容纳司法审查制度的完善
总体而言，我国的宪政文明建设需要完善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而且我国现行的宪政体制也能容纳司法审查制度的完善。实际上，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在我国现行的宪政体制下具有法律依据。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它的法律地位高于其他一切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是制定其他一切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的基础和依据。我国现行宪法第2条第1款、第3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在根本法中规定了一切权力源于人民，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自然拥有管理国家事务等权力。对此，宪法也提供了相关的保障，在第41条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就“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而言，显然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来说，“违法失职行为”并非特指具体行政行为，应该也包括抽象行政行为，也就是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为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诉讼的事项的第2款“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值得引起注意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在第1条明确表明“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10]。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只规定了可以对有关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而没有规定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实际上缩小了公民所应拥有的宪法权利，有悖于宪法的理念，与宪法的原则和精神相冲突。
而我国现行宪法第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各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11]。”因此，行政机关的一切行政行为包括抽象行政行为都必须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违法的抽象行政行为必须由有权的机关予以追究。
现行宪法第12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宪法的上述规定表明，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所行使的审判权是应独立于行政机关的行政权，且不受行政机关的干涉。再结合第41条第2款“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司法机关是通过严格的法律程序来贯彻执行法律，从而判断个人、组织和国家的行为是否合法(合法最终也必须合宪，违法也可视为“间接违宪”，裁断民众之间及民众与国家之间的纷争，并为合法权利受到侵害的一方提供法律(同样也应当包括宪法)救济[12]。司法是保证受到侵犯的人民的权利得到救济的最后一道屏障，是保证各种法律得以正确实施的最后一道防线，是实现、维护和争取社会正义的最后阵地。
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13条增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我国法制道路指明了发展方向。“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司法则构成了市民的权力基础。因为在宪法面前，公民个人面对国家权力获得自身权利正当性的惟一途径就是司法的保护。司法使得公民个人具有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对抗合宪性、合法性的现实的法律权能，如果公民个人不能穷尽司法救济手段，这就意味着国家权力在合宪性、合法性面前享有特权[13]。”一个国家的可诉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该国的法治程度和状况。我国的民主政治要发展，法治社会要形成，必须司法要有权威和能够真正地发挥作用，关键在于是否有真正意义上的司法审查。
目前，我国宪法不是法院司法审查的直接依据和具体依据，但它“应该是也必须是司法审查的最高依据与最终依据”。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其实质是通过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达到对行政权的控制，从而规范行政权的运作和行使，进而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宪法权利。这是宪政精神的体现，也是世界各国宪政的经验总结。司法审查在我国的真正实现，关键在于司法机关能够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这有两点重要意义，一方面是公民基本人权的实现获得了更加可靠的司法保障，另一方面是建立在社会主义法治原则基础之上的司法审查制度，通过法院行使司法审查权来捍卫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从而能够保证行政权的规范运行，给国家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
(三) 司法监督的优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