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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共同受贿犯罪数额的认定

闵涛


摘要：当前，受贿犯罪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例如，如何确定共同受贿行为中的个人"所得数额"，如何认定受市场行情影响比较大的贿赂物品的价值，如何认定及处理低价购房、收受干股的行为等，解决好这些问题对正确认定受贿犯罪，准确定罪量刑具有重要意义。
　　在司法实践中，共同受贿犯罪通常呈现两种类型：一是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相勾结，共同索取、收受他人贿赂；二是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相勾结，共同索取、收受他人贿赂。根据刑法第386条的规定，对于受贿犯罪，应当按照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裁量刑罚。那么，共同受贿犯罪的"所得数额"如何确定？

　　关键词：共同受贿犯罪；认定


　　 　　一、两种大相径庭的数额认定标准 　
　
　　一种意见认为，从受贿共犯非法占有贿赂款物的方式看，共同受贿犯罪可以分为"共同占有型"和"分别占有型"两种情形。前者指国家工作人员与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近亲属或者共同利益关系人（如情人等）结成受贿共犯关系，其通常以共同占有受贿款物为特征。后者指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或者国家工作人员与其近亲属等之外的无身份者共同受贿，其一般都以共同分赃、分别占有受贿款物为归宿。在认定受贿"所得数额"时，对于"共同占有型"受贿，应当认定共同受贿的总数额；对于"分别占有型"受贿，应当认定各共犯人实际得到的款物数额（即个人分赃或实得数额）；对于共犯人部分分赃或尚未分赃的，可以参照其以前分赃的比例或者按平均数额分担。
　　另一种意见认为，刑法第386条中规定的"受贿所得数额"是针对个人受贿犯罪而言的，不能理解为共同受贿犯罪中的个人分赃数额。对于共同受贿犯罪的数额认定问题，应当依照刑法总则的共犯规定，按照"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共犯归责原则，认定个人所参与的共同受贿犯罪的总额。

　　二、对分歧意见的法理辨析

　　笔者认为，共同受贿犯罪的数额认定问题，直接关系到各受贿共犯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轻重程度，其首先应当遵循共同犯罪刑事责任分担的一般原则，同时也要兼顾受贿犯罪本身的特点与复杂性，目的是做到罚当其罪、实现刑罚的公正性。由此以观，上述第一种意见强调对于"分别占有型"受贿应当认定个人分赃或实得数额的见解，就显现可以商榷之处，具体阐述如下：
　　第一，从现行法律规定看，各共犯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是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而共同受贿犯罪的实践表明，各共犯人的"个人分赃或实得数额"往往与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不能等同。具体说来，二者通常呈现两个方面的差异性：一是在法律层面，共犯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是相对于共犯行为整体而言的，包括共犯人在共同犯意形成、共犯行为实行，以及事后分赃等受贿犯罪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很显见，个人分赃或实得数额只是评价"所起作用"的事实要素之一，二者具有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很难等同视之。二是在事实层面，"所起的作用"与"个人分赃或实得数额"也时常脱节。如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共同受贿犯罪中处于支配地位、起主要作用，而其分赃或实得数额可能较少，抑或并不参与分赃。相反，有的共犯人分得大部分或者全部赃款，却在共同犯罪中处于被动或服从地位，仅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简言之，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与"个人分赃或实得数额"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或评判标准，倘若主要依据"个人分赃或实得数额"确定共同受贿人的刑事责任，则与现行法律规定的共犯归责原则不符。
　　第二，从同类案件的量刑平衡角度考查，对于"共同占有型"的受贿，刑法理论和实务界均持有一致的见解，即共同受贿人应当对受贿总额承担刑事责任，哪怕行贿人将贿赂物品在受贿人之间作了明确的分配，如将名牌手表、裘皮大衣和笔记本电脑分别送给国家工作人员及其妻子、儿子使用。在认定共同受贿犯罪数额时，我们无疑应当认定三件物品的总和数额，而不能将三件物品分开来作独立评价。否则，将属于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妻子、儿子使用的裘皮大衣和笔记本电脑认定为受贿物品都会失去相应的法律依据，从而有悖于客观事实。如前所述，"共同占有型"的受贿主要发生于国家工作人员及其家庭成员之间；"分别占有型"的受贿主要发生在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比较而言，"共同占有型"的受贿在社会舆论、影响方面主要以个别国家工作人员及其家庭成员的贪腐为特点，而"分别占有型"的受贿，则明显以公共权利的集体腐败为特征。无须讳言，集体腐败比个别贪腐具有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理当受到更加严厉的刑事制裁。如果对于危害更大的"分别占有型"受贿仅仅按照个人分赃或实得数额追究刑事责任，较之于"共同占有型"的受贿均按受贿总额承担刑责来说，事实上会大大降低前者受到刑罚处罚的程度，并且常常可能是不同量刑幅度上的显著差别。于是势必产生的问题是，同样都是共同受贿犯罪，对于"分别占有型"受贿采用明显宽宥处罚标准的法律依据何在？将其与"共同占有型"受贿实行区别量刑的合理性在哪儿？这些问题是不能忽视、且值得思量的！
　　第三，从法理层面分析，共同犯罪的基本特点就是多个自然人行为的整体性和刑事责任的共担性。具体讲，就是每个共犯人的行为，都是一个共同犯罪行为整体的一部分，每个共犯人不仅要对自己的行为及其结果承担刑事责任，而且要在一定程度上对作为共犯人的"他人的行为"承担罪责，这是与单个人犯罪的明显不同之处，亦即通常所说的各共犯人应当对自己所参与的整个共同犯罪行为及其造成的危害结果承担主次不同的相应罪责 。所谓"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共犯归责原则，正是建立在共犯行为的整体性与刑事责任的共担性的基础之上。由此看来，对于"分别占有型"的共同受贿犯罪按照个人分赃或实得数额确定刑事责任，其所凸显的完全是个人责任，几乎绝对排斥了具有因果联系的"他人罪责"的考量余地，实际上等于放弃了共犯行为的整体性和刑事责任的共担性，进而也否定了共同受贿犯罪的基本性质，因而在法理上是不无欠缺的。
　　这里还应提出斟酌的是，当共同受贿人只是部分分赃或尚未来得及分赃时，主张参照其以前分赃的比例或者按平均数额认定各共犯人的个人所得数额，该做法难免有脱离共同受贿人的行为本身，由法官分配共犯行为及其刑事责任的不足。简单讲，共犯人分赃与否以及分赃多少，都属于共犯人的行为事实范畴，法官只能就每一共犯人已然实施的危害行为评判罪责之大小，而不能人为地改变共犯人共同占有的行为事实，将其切割、分派到各共犯人的身上。如若不然，其客观性和合理性都可能颇受置疑。
　　概言之，无论是"共同占有型"受贿，还是"分别占有型"受贿，均应根据各共犯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对共同受贿犯罪的总额承担刑事责任。如果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主犯分赃数额较少或者没有参与分赃的，可以将分赃情况作为酌定从轻处罚情节考虑，但不能判处与分赃数额较多的从犯一样或者更轻的刑罚。反之，从犯也不能因为分赃数额多而被判处重于主犯的刑罚。
　　在辨析共同受贿犯罪数额认定标准的基础上，这里有必要进一步讨论的是，哪些情形可以认定为"分别占有型"的共同受贿？其与多个国家工作人员单独受贿有何区别？
　　从司法实践情况看，行贿人因一个事由请托、贿赂多名国家工作人员的表现主要有三种：一是行贿人将一笔贿赂款送给某一国家工作人员，由其在多名国家工作人员间自主分配或按行贿人明示的数额转送其他国家工作人员。此种情形下各受贿人对共同受贿的事实及受贿总额大多知情。二是行贿人以宴请、游玩等名义将多名国家工作人员聚在一起，当面送给每个人一定的贿赂款物，各受贿人对共同受贿的事实清楚，但对受贿的总额往往不曾考虑或者并不知晓。三是行贿人私下将贿赂款物分别送给多名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人之间对彼此是否受贿以及数额多少一般都缺少"明知"。






中国政府 肯尼亚共和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肯尼亚共和国政府贸易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７８年５月２３日 生效日期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３０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肯尼亚共和国政府（在本协定中，以下称为“缔约双方”），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和发展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一、缔约双方对有关相互贸易关系的一切事宜，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
　　二、如果按照缔约任何一方的法律和规章需要进口或出口许可证时，缔约双方将发放进口或出口许可证。
　　三、本条第二款所述发给许可证的条件，不应次于发给任何第三国许可证的条件。
　　四、本条上述各款的规定不适用于下列各项利益：
　　１．缔约一方为了便利边境贸易，已经给予或可能给予邻国的利益；
　　２．缔约一方由于已经参加或可能参加某一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而产生的利益。

　　第二条
　　一、缔约双方应在各自法律和规章所允许的范围内，支持和便利两国间进行最大可能的贸易，尤其是就本协定附表“甲”和附表“乙”所列货物的贸易。缔约双方经相互同意，可随时修改附表“甲”和附表“乙”。附表“甲”和附表“乙”仅是参考性的，不是限制性的。
　　二、缔约双方应采取措施以使两国间的贸易在平衡的基础上进行。
　　三、缔约双方如果不能在本协定生效之日起十八个月内或者在十八个月后达到贸易平衡，必要时，根据缔约一方的要求，缔约双方将再行商定措施，以纠正不平衡现象和克服在执行本协定时可能发生的任何困难。如果协商后不能达成协议，缔约任何一方可采取其认为必要的任何措施，以纠正此情况。
　　四、本协定生效十八个月后，如果每年的贸易差额不超过同时期进出口贸易总额的百分之十五时，则贸易将被认为是平衡的。

　　第三条
　　一、本协定所称中国产品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产的货物，肯尼亚产品系指肯尼亚生产的货物。
　　二、原产国系指对产品进行生产和制造或者进行最后实质性加工的国家；如是未经加工的农产品系指实际生产此种产品的国家。缔约双方保留对任何商品的进口要求提供原产国政府授权的有关机构出具的原产地证明书的权利。

　　第四条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在本协定范围内交货和提供服务的商业合同，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营对外贸易公司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有权进行对外贸易的其它机构签订。
　　二、肯尼亚共和国方面，在本协定范围内交货和提供服务的商业合同，应由在肯尼亚经营贸易的人和企业签订。

　　第五条
　　一、缔约一方的货物进口到缔约另一方的领土后，可再出口到第三国，不必事先取得出售该货物一方有关当局的同意。
　　二、缔约任何一方对任何特定商品可不同意再出口，或在任何条件或限制下同意再出口。

　　第六条
　　一、为便利两国贸易的发展，缔约双方应在各自国家现行的法律和规章范围内，鼓励参加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组织的贸易博览会和展览会，并为组织这些博览会和展览会进行良好的合作，相互提供必要的帮助。
　　二、缔约任何一方对缔约另一方暂时进口或带入本国领土，而后又运出的下列物品，在免征关税和费用方面，应在本国现行法律和规章允许的范围内，给予最惠国待遇。
　　１．用于试验和实验的物品；
　　２．用于展览会、比赛和博览会等的物品；
　　３．安装人员用于装配和安装设备的工具；
　　４．为进行加工或修理所需要的物品和材料；
　　５．出口或进口货物的容器。

　　第七条
　　一、缔约一方的产品经一个或几个第三国领土过境后进口到缔约另一方领土时，缔约另一方不得征收高于这些产品从对方领土直接进口时所征收的关税和费用。
　　二、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同样适用于经过第三国领土运输时进行转船、重新包装和存仓的货物。

　　第八条
　　一、悬挂缔约一方国旗的商船在驶入、停泊或离开缔约另一方的港口时，应享受缔约另一方给予任何第三国船只便利的最惠国待遇。
　　二、但上述原则不适用于沿海航行的商船。

　　第九条　缔约双方保证，如果建立或经营国营企业，或者正式或实际上给予任何企业以独家经营或特别权利时，该企业在进出口买卖中，应实行符合无歧视待遇的一般原则。为此，除对本协定的其它规定给予应有注意外，该企业进行的买卖应完全根据商业上的考虑，包括价格、质量、供应可能性、销售可能性、运输和其它买卖条件，并应按照商业惯例向缔约另一方的企业提供足够的机会，以便他们参加该买卖的竞争。

　　第十条
　　一、缔约双方应采取可能必要的措施，以保证在本协定下向另一方出口的货物的价格按国际市场价格作价，即在该货物在主要市场的价格基础上作价。对无国际市场价格可参照的货物，可根据等量的类似货物的具有竞争性的价格作价。
　　二、中国国营对外贸易公司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有权进行对外贸易的其它机构和在肯尼亚共和国经营贸易的人及企业之间在本协定范围内签订的合同和交易的一切付款和两国间的其它经常性付款，应依照各自国内现行外汇条例，以任何可自由兑换的货币支付。

　　第十一条　缔约双方在缔约任何一方的要求下，应就扩大相互间的经济合作和商务关系以及解决有关执行本协定的问题的办法进行协商。

　　第十二条　本协定不应被认为授予缔约任何一方以任何权利或使其承担任何义务，以致使其违反已参加或可能参加的任何国际公约。

　　第十三条　缔约双方同意，本协定项下贸易的进行，须遵照各自国家现行的、或今后将要实施的有关保持和维护国家安全、国际和平、维护公共卫生和保护动植物免受病、虫害和寄生虫害的法律和规章。

　　第十四条
　　一、为更有效地执行本协定的各项条款，将建立由两国代表组成的联合委员会。
　　二、联合委员会原则上每年会晤一次，以检查本协定的执行情况。会晤将轮流在北京和内罗毕举行。

　　第十五条　自本协定生效之日起，一九六四年签订的中、肯贸易协定即告废除、失效。

　　第十六条　经缔约双方密切协商，可以换函方式随时对本协定进行修改，这些修改应作为本协定的组成部分。

　　第十七条
　　一、本协定经缔约双方履行各自的法律程序，于相互换文确认核准本协定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两年。如缔约任何一方在本协定期满前三个月未以书面通知缔约另一方修改或终止本协定，则本协定将自动延长一年，并依此法顺延。
　　二、本协定期满时，如按照本协定所签订的合同尚未执行完毕，则本协定的条款应继续适用，直到全部合同履行完毕时为止。
　　三、缔约双方同意本协定的各项规定自签字之日起临时予以适用。
　　缔约双方全权代表在本协定上签字并盖章，以资证明。
　　本协定于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在内罗毕签订，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英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注：①缔约双方相互通知已完成各自法律程序，本协定自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十日起生效。②附表甲、乙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肯尼亚共和国政府
　　　全　权　代　表　　　　　　　　　　　全　权　代　表
　　　　陈　　　洁　　　　　　　　　　　　埃·特·姆瓦曼加
　　　　（签字）　　　　　　　　　　　　　　（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