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软实力，化民族独立危机

张鹏


文化的多元性造成了不同种群不同的习俗和信仰，民族作为这些习俗和信仰的历史归属承载着众多的与其他民族的差异。而这些差异的存在在不同的场域下会发挥出不同的功能，当然这里所说的功能仅仅指针对民族融合这一问题来讲的。作为一个实力相对弱小的民族有机体而言：一方面，他们希望自身的文化能够广泛的传播，获得其他民族的认可，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民族心理。另一方面，在打开大门与其他民族交流试图形成一种平等的互动的时候他们却略显胆怯，因为他们害怕被在同一时代比自身的文化更具有影响力和竞争性的外族文化所同化，以至于失去自身民族所特有的信仰与习俗。基于此，所以众多的弱小民族当它主观上认识到由于交流而铸成的平等性信任度开始减弱，民族灭绝性危机日益显现的时候，同时又有相当自信的民族对抗实力，则这种由民族文化的不同所引起的民族冲突将会以民族独立战争的方式被打破。
显然，由于上面两个方面所分别引起的正负功能的大小与民族冲突的剧烈性瓦解没有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并不是当负功能大于正功能时就当然的引起民族冲突的暴动性解决，这种民族性的社会暴动究其根源，我认为是由民族与民族之间平等性的信任度所决定的。当然，这种信任则是基于由众多民族组成的同一国家这一情况来说的。因为在同一国度中，民主政体性的国家作为民族矛盾调节机制无法做到完全的民族平等，国家所能够调节的部分仅仅是宏观的能够切实控制到的显冲突，而对于那些由文化所引起的历史性潜冲突是难以着手的。在不同的国家中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民族独立已成定局，民族之间的冲突会通过带有明显民族性的国家解决，因而不存在以上所说的内部控制协调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则要追究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因此，解决一国之内民族独立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建立高度的平等性民族信任。就我国而言，民族之间的冲突一直难以和缓，先是藏独，而后又有疆独。虽然在建国初期，作为国家工具的中央政府采取了重磅出击，武力镇压的方式暂时稳住了西藏和新疆，但潜在的民族独立危机却依旧存在，同时基于硬性的武力镇压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民族仇恨的不断升级，民族之间的平等性信任度逐步下降，更容易造成文化交流过程中的胆怯心理增强。在当今以和平和共同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硬实力实属下策，但硬实力用于对外恐怖势力却是很有必要。
我认为，解决内部民族冲突，化解弱势民族独立危机的最好方式是依靠软势力，以柔克刚，分而治之。所谓软实力是指仅仅依靠经济、文化以及外交等政策性手段而不借用武力军事等暴力方式间接控制某一受众的生活、发展甚至社会心理倾向的一种国家控制方式。
软实力的运用自古就有，例如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后，恐六国贵族残余再次揭竿而起，与秦国对抗。因而采取了移居各国有势力的民众，使其分散居住，同时并制定相应的刑法配合行政政策。这一方式虽然没有完全避免六国残余的再次生势造反，但却不失为一个化解敌对势力的好方法，对于国家的稳定和有效控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由于始皇未能改革律法，统一六国后依旧以暴制暴，独尊法家，未能平等对待各国民众，体恤民情，因而造成了楚汉之乱，陈胜吴广起义。继冷战结束以来，世界体系呈现出一超多强的局面。美国在实现其霸权主义的方式上既有武力威慑，军事打击这一方面；同时依靠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霸主地位以及享誉全球的快餐文化间接地扩大自身的国际影响力，试图将美式的价值观予以普世。我国对于台湾问题，前期试图通过武力的方式解决，但由于美日势力的干扰久为得果。自改革开放以来，基于国内快速发展的迫切需要和国际形势的逐步好转，对于台湾问题我国政府则转向了通过软实力化解台湾问题。例如两岸三通的顺利达成、大陆信用卡被允许在台湾使用等都体现了大陆更多的想通过软实力来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主权问题，大陆试图造成台湾经济发展对大陆的过度依赖以及台湾民众强烈的统一愿望实现两岸问题的和平解决。
同样，对于藏独问题的解决以及疆独问题的解决最关键的在于内部势力的瓦解。正所谓内因重于外因，解决民族独立问题的重中之重在于如何化解国内敌对民族势力，提高少数民族对于优势民族和政府的信任度，作为社会控制手段的软实力则正好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近年来，国家大力支持西藏、新疆的自主发展，尤其是在经济上每年给两自治区的财政拨款均在 以上，而中央政府却从未从以上两区征收过一分钱。另一方面，大力宣传两地文化，旅游景区，发展两地旅游业，提倡东部应届大学毕业生积极投身西部，弥补当地科技短缺，支持自身独立发展。
以上政策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族冲突，但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其关键的败笔在于其未曾重点关注文化的同化这一命题。蒙满少数民族由于在历史上都曾统治过中国所以经过多年的文化融合，自身的价值观基本上已经被汉文化所同化，另一方由于这两个民族的聚集区都比较靠近内地，发展良好，对政府以及优势民族的平等性信任度较高，所以未曾造成民族独立问题。因此，从文化着手，借助汉文化的强大吸收力和同化力来解决民族独立问题才是真道理。
若从软实力文化方面入手应注意一下几个方面：第一，为两地少数民族民众在内地提供优惠政策，积极引导少数民族民众迁居内地。促使少数民族敌对势力分散于各地，难以形成气候。第二，积极推进两地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解构，促进民族文化融合，增强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可度。同时，还要加强青少年有关民族团结的教育，从根本上消解民族歧视与民族仇恨。外部则要加强对分裂势力和恐怖分子的武力打击。另外，在外交上努力赢得各国支持，共同打击分裂势力。这样内外结合，软硬兼施才可以真正解决好藏独疆独问题。






选择性罪名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

郭辉


　　罪名确定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到刑法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也直接影响到罪名功能的发挥和刑罚目的的实现。罪名的确定包括一法条对应的罪名外数的确定以及在确定罪名个数的基础上对罪名名称的取定两个方面。我国的刑法罪名是由司法解释作出，选择性罪名占了30%多，选择性罪名的适用一直是刑事司法中的一个疑难问题。
　　选择性罪名是指包含犯罪构成内容复杂，具有可选择事项，可以分解拆开适用，也可以概括适用的罪名。在刑法理论上，如果一个犯罪构成的诸要件中具有一定的选择范围，每个选择事项都是并列的，只要行为人的行为符合选择范围内的任何一个事项，都可以构成犯罪，这就是犯罪构成理论上讲的择一构成。择一构成的事项的范围可以是行为方式、行为对象，也可以是危害结果或犯罪主体等，但不论该种犯罪的构成要件有多大的选择范围，实际只是一个犯罪构成。按照罪名确定的根本依据—犯罪构成，一个罪名只有有一个基本的犯罪构成，选择性罪名也一样。正是基于这个同一的犯罪构成，选择性罪名应具有以下特征：1、罪质相同。一是行为方式相似，相互之间存在紧密联系，行为的危害性相当。如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中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四种行为方式，反映的都是使毒品向社会扩散的一些手段，告诉 性质非常相似，二是犯罪客体同一，即行为对象要相类似，属于同一客体范畴。2、量刑幅度同一。基于相同的罪质的要求，行为方式的社会危害程度应该相当，在每一种行为方式与行为对象的组合之间也应该具有相等的社会危害性，这样也就必然要求在处罚的标准上采用同样的尺度。
　　虽然笔者不尽同意“选择犯是一种独立的犯罪形态”的说法，但还是在此借用“选择犯”的概念。选择犯的本质是罪名的选择对选择犯的定罪，按照一般的理解取决于行为人的犯罪事实，符合哪一选择事项，就按哪一事项定罪事实，符合哪一选择事项，就按哪一事项定罪。凡是行为人的犯罪行为所涉及的选择事项都应在罪名中反映，这是选择犯定罪的方法特征，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所普遍接受。
　　对于选择犯的量刑，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也有基本共识，选择犯是性质相同又属于同一罪名的数个行为的犯罪，类似于刑法理论中的同种数罪（选择犯是否属于同种数罪有争议），基于同质之罪且适用同一的刑罚幅度的原因，数个行为的选择犯无需并罚。这是处理选择犯量刑问题的基本原则。但在实际处理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针对同一对象，实施数个犯罪行为与实施一个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否有区别？如果有区别，如何在量刑中予以体现？如运输50克海洛因与贩卖、运输50克海洛因的社会危害性谁大？很显然，多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明显大于单五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既然社会危害性大小之别，那么由社会危害性所决定的刑罚就应当反映出这种区别。鉴于选择犯的刑罚不适用并罚，因此，为了使处罚结果更加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适用以一罪从重处罚的方法来处理就显得比较恰当。
　　二是由于行为对象的复杂性，在量刑时对于针对不同一对象的行为的危害结果相互之间有否整合的问题。从选择性罪名的分类和构成中可以发现，行为对象作为可选择事项或不同行为对象同属罪名中的同一个类别的情形也占了一定的比例如刑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相对应的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罪名中有行为对象作为可选择事项，同时，对于“枪支”又有军用枪支和非军用枪支之分，非军用枪支还有以火药为动力和以压缩气体等为动力之分，子弹也有军用子弹、气枪铅弹和其他非军用子弹之分。这样的区分体现的是不同的量刑标准：盗窃、抢夺以火药为动力的发射枪弹非军用枪支1支以上、以压缩气体等为动力的其他非军用枪支2支以上，盗窃、抢夺军用子弹10发以上、气枪铅弹500发以上、其他非军用子弹100发以上的达到该罪的最低处罚标准构成该罪。而达到这些数量标准的5倍以上或盗窃、抢夺军用枪支的，则为“情节严重”，在量刑上就高了一档。现如果行为人抢夺了4支以火药为动力的非军用枪支，同时又盗窃了400发非军用子弹，在量刑时可不可以作为“情节严重”而升格处理呢？选择犯不适用数罪并罚，但如果要将上述的枪支和子弹的数量折算相加再来决定刑罚的话，结果可能处罚得比数罪并罚还要重，这显然违背了选择性罪名的适用原则和刑罚的目的。因此，对于这样的情形，可以在该量刑幅度内作出足够高的处罚，而不升格处理。对于两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有明显差异的，可以主要按照主行为，并将次行为作为量刑情节来决定所要适用的刑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