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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新世纪以来我国刑法分则的研究发展概况


　　如果将刑法分则理解为对罪与刑的规定，那么许多国家都在刑法典之外存在着刑法分则，因为这些国家的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中也有具体罪与刑的规定。从我国的现行立法看，除了一部单行刑法--1998年12月29日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第6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以外，我国的刑法分则仅指刑法典中的分则，在法典以外不存在有关罪与刑的具体规定。[1]


　　什么是刑法分则的研究？白建军教授认为，分则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独立于具体案件的法律条文自身内容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如抽象个罪、罪名分类、法条竞合以及配刑解释等问题的研究。另一类是规范的适用研究，至少包括定罪逻辑以及罪状解释等问题的研究。其中，定罪就是对某一具体案件中的行为是否符合刑法规定作出判断的过程。[2]这两种研究，虽然学者、实务工作者都有所涉猎，然而相比较而言，实务工作者更加侧重于后者。这两类研究都可以归为“刑法之中的研究”，即规范层面的研究，属于解释刑法学范畴。储槐植教授认为，研究刑法既要在刑法之中研究刑法，还要在刑法之外、之上研究刑法。[3]陈兴良教授也认为：“不仅要从刑法之中来研究刑法，还要从刑法之上、刑法之外来研究刑法，以便站在一定高度来俯视刑法，对刑法进行一定的价值评判，探寻刑法背后的立法根基。”[4]这些方法对刑法分则的研究都不可或缺、意义重大。


　　对刑法分则的研究主要见于刑法教科书的刑法分论（或刑法各论、罪刑各论）以及相关论着。经过我国刑法学人潜心耕耘、不懈努力，新世纪以来，刑法分则的研究内容拓展，不仅对一些共性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例如分则体系、罪名、罪状、法定刑、结果加重犯、法条竞合等问题的研究，而且对类罪、个罪的具体研究也日益丰满，理论水平提高且各具特色。研究方法不断创新，编写技术日渐成熟，在定量分析、定性分析研究两方面皆有长足的进步，并通过刑法学教科书等载体得以充分体现，[5]显示出刑法学人的勤奋、智慧以及强烈的使命感与学术趣旨。


　　刑法分则在研究形式上出现了由合着到独着的趋势。不仅是教科书，包括对刑法分则的宏观问题、微观问题进行研究的论着，都呈现出由主编式走向合着式、独着式的趋势，由原先在风格上相当程度的相似、大同小异走向有学派之分、观点之争，不仅有关分则研究的专着（特别是独着），而且不同的教科书在体系、风格、观点、论证方式、援引案例等方面也显示出较为鲜明的学术个性。一些教科书分论的理论深度、实践性丝毫不亚于专着。由于在编写方法、内容上日渐成熟，研究水平不断提高、解释日益深入，并且在编写中广泛引用案例以及在每个罪的论述中引用相关的立法、司法解释，同时这些解释的内容也正在变得日益庞杂。[6]


　　新世纪以来，刑法分则研究成绩的取得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源于1997年以后我国刑法立法在修法形式、技术和内容等多方面的显着进步。[7]经过十多年的全面建设和发展，我国经济体制、政治、文化的发展以及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犯罪态势也有了很大变化。1997年10月1日新刑法典的施行，“开启了新时期我国刑法学研究的序幕，也基本上确立了30年来我国刑法学发展的主要方向”。[8]新刑法典的出台带来了刑法学研究的“全面升级”，特别是教科书，在体系、内容上不断完善，理论性增强，实用性提高，有关分则研究的高水平论着不断问世。而1997年刑法典颁布之后的一部单行刑法和八个刑法修正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九个刑法立法解释文件和相关司法解释，更为刑法分则的研究提供了充分的素材，国际、国内的各种形势风云变幻，科技的快速发展、转型期社会矛盾、冲突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犯罪问题，也对刑法分则研究提出新的要求。


　　本文无意对我国新世纪十多年来的刑法分则研究作全面述评，只是对刑法分则共性问题的研究、刑法分则类罪、个罪的具体研究两方面进行简要评述，供同仁批评指正。


　　（一）对刑法分则共性问题的研究


　　1.关于刑法分则体系


　　刑法分则体系是指刑法分则各类犯罪的排列顺序，实质上就是分则如何对犯罪进行分类的问题。刑法分则的体系安排，不仅是技术问题，背后包含着刑法价值理念。


　　从人权保障观念以及发生的频次看，刑法分则按照侵害个人法益犯罪、侵害社会法益犯罪、侵害国家法益犯罪的顺序排列似更为合理，虽然西方国家的刑法也不尽然如此规定，例如美国《模范刑法典》第二编“具体犯罪的界定”就按照涉及州的生存及安全的犯罪、涉及人身安全的犯罪、侵犯财产的犯罪等顺序编排，将涉及州的生存及安全的犯罪放在首位。[9]虽然《模范刑法典》仅是一个示范性的文件，不具有法律效力，却被美国2／3以上州的刑法典所仿效。德国、冰岛、匈牙利等同的刑法也将侵害国家法益的犯罪置于分则之首。


　　笔者认为，分则究竟是采用大章制还是小章制，需依各章的具体情况而定。虽然“国家立法机关和刑法学界均倾向于采小章制的分类方法”[10]，但是目前的章节制总体而言并无不妥，有大章有小章并不妨碍刑法分则内容整体的均衡，如果为了追求小章制形式上的“对称美”而破坏了分则对犯罪规定的内容上的协调性、合理性，则属于“形式大于内容”式的追求，似无太大必要。然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俨然已经成为“口袋章”，它不仅是分则中罪名最多的一章，而且设置九节的内容过于庞杂，分类也不尽合理，有些节最好独立成章，例如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有些节可以考虑合并，例如第八节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以及第九节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罪都属于妨害社会风化的犯罪，还有些节的规定需要考虑与其他章节的关系进行调整。简言之，如此“巨型”的一章的确有待重构。


　　与分则体系紧密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刑法学教科书的分论（或各论）体系。对应刑法分则，我国刑法学教科书的分论（或各论）部分一般先是“概述”，然后对应刑法典分则的十章按照条文顺序排列。大多数教科书在编、章设计、排列上兼顾刑法典和刑法学的体系结构，这样较为清晰、易懂。这种注释体系或解释体系已经被长期、广泛地应用。也有的分论部分按照犯罪所侵害法益进行归类排序，例如陈兴良主编的《刑法学》以及周光权所着的《刑法各论》[11]都是按照“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侵害社会法益的犯罪”、“侵害国家法益的犯罪”分为三编，这样编排的主要好处是常见多发的犯罪往往是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例如杀人罪、伤害罪、抢劫罪，把这样的犯罪放在前面来讲，而侵害社会法益犯罪和侵害国家法益犯罪，尤其是后者，虽然罪名很多刑罚很重，但是实际上基本不用，属于备而不用，放在后面讲，具有合理性。刘艳红主编的《刑法学各论》[12]也是按照法益划分为这三编，不同的是将贪污贿赂罪放在“侵害社会法益的犯罪”而不是“侵害国家法益的犯罪”一编中。


　　2.罪名、罪状、法定刑研究


　　（1）罪名


　　笔者认为，我国的类罪名与个罪名最好有所区分、不致混淆。例如，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是节罪名，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是个罪名，一字之差，很容易混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既是节罪名，也是个罪名，结果就不只是容易混淆了，而是必然会混淆，如不特别说明则不知道所指。这种节罪名、个罪名相同的规定方法不仅不便于适用，也不符合逻辑关系，因为具有种属关系的概念不应当在内涵与外延上完全相同。另外，条文的标题，应当由立法明确规定，而不是由司法解释来规定，且最好与立法同步出台，便于司法适用和公众理解掌握。


　　（2）罪状

上海邦捷科技有限公司、张某等侵犯商业秘密案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主编的《中国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百案类评》（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师近年来办理了大量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案件，为多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提供辩护，在商业秘密法律领域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欢迎切磋交流，邮箱：lawyer3721@163.com，电话：13910169772。

一、案件来源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03）浦刑初字第137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3）沪一中刑终字第343号判决书。

二、案件要旨
单位犯侵犯商业秘密罪需满足犯罪主体限于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五种单位；主观上体现的是单位犯罪意志，具有故意或过失；客体为商业秘密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和国家对商业秘密的管理制度；客观行为上表现为单位实施了非法获取、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商业秘密的行为，并且给权利人造成了重大损失四项构成要件。此时，既要处罚犯罪的单位本身，又要处罚犯罪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

三、基本案情
1997年6月起，被告人金某进入门普来公司，从事新型涂料的研究开发工作，职务为技术人员、工程师。1999年5月，门普来公司完成了LS—1涂料的研制，并将该产品投放市场。2000年10月，门普来公司制定“高科牌LS—1涂料”的上海市企业标准，并报上海市浦东新区技监局审核备案。同年11月，经上海市科技情报研究所检索查新认为“该成果属国内领先，达到国际先进水平”。2001年2月，“高科牌LS—1涂料”被评为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
在具体生产中，被告人金某负责开投料单。门普来公司规定投料单上配料名称都用代号而不用实际的原料名称，投料单在使用完毕后由总工程师收回保存。在此过程中，金某掌握了LS—1涂料的配方和工艺。2000年3月，门普来公司与金某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写明“双方确认《劳动法》、《上海市劳动合同规定》、《员工保密规定》为双方履行、信守合同的共同准则”。在合同双方签字盖章处末尾，有“附《员工保密规定》”字样。该合同上有金某的亲笔签名。门普来公司的《员工保密规定》中将“技术性的”、“制作方法、配方”等包括在具体的保密信息范围内。
2001年5至6月间，被告人张某经人介绍约请金某，明确邀请其到张某等人即将成立的邦捷公司工作，许诺给其优于门普来公司的待遇，并将新公司的技术工作都交其负责。6、7月间，金某向门普来公司请病假，开始为邦捷公司生产涂料做准备。6月15日，金某与利时公司（也由被告人张某担任总经理）签订了劳动合同，但实际并未在该公司工作，而是为邦捷公司成立后生产涂料作筹备工作。7月2日，金某向门普来公司提交了书面辞职报告。三天后，邦捷公司正式注册成立，由张某任董事长、法定代表人。7月16日，由金某投料并负责技术指导的邦捷公司产品GWZ—1涂料正式开始投向市场。
2001年8月16日，金某在交给门普来公司的承诺书上签名，该承诺书有下列内容：“自离职之日起，本人在三年之内不到生产与本公司类似产品的公司工作，不从事在本公司在职期间的相关工作，遵守门普来公司的《保密规定》，不损害公司的利益，否则公司将追究本人违约的法律责任，并赔偿公司人民币贰万元整。”随后金某在门普来公司正式办理了离职手续，移交了技术资料，但金某却将记载有部分试验数据的笔记本及“LS—1试验情况汇总”带到了邦捷公司。金某在邦捷公司的职务为总工程师和科研开发部经理。2002年4月起，在被告人张某的授意下，被告单位邦捷公司的工资单上金某的名字改为“徐俊峰”。
浦东新区公安局在接到门普来公司报案后，将获取的邦捷公司产品与门普来公司产品委托上海市化工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化学试剂站进行检验，后又将检验结果及门普来公司的技术资料交上海市科委组织专家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门普来公司研制的高科牌“LS—1涂料”的生产技术及配方中具有不为公众所知悉的内容，该内容包含模数控制等三方面；邦捷公司生产的建科牌GWZ—1涂料的配方、生产工艺流程等与门普来公司的高科牌LS—1涂料的生产技术及配方基本相同，两者属相同产品。
公安机关在邦捷公司生产现场查获的《GWZ系列涂料生产工艺规程》、GWZ—1涂料的生产工艺流程图，经比对与门普来公司的《LS—1涂料生产工艺流程》相同。经浦东新区公安局委托审计，邦捷公司自2001年7月至2002年7月共生产GWZ—1涂料105346公斤，销售78150公斤，账面库存应27196公斤，实际查获22096公斤，单位毛利每公斤8．04元。2001年、2002年邦捷公司未交纳过所得税。门普来公司同期生产LS—1涂料的单位毛利为每公斤9．68元。
　
四、法院审理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认为，门普来公司的LS—1涂料是经过多年研制、开发的成果，其技术及配方中含有不为公众所悉的内容，属于门普来公司的专有技术，该技术能提高涂料的使用性能，具有实用性和经济价值，且门普来公司通过制订保密规定、与关键技术人员订立保密协议、在投料单上不直接采用原料名称而用代号等方法，对该技术采取了保密措施，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所规定的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因此，可以确认门普来公司LS—1涂料的生产技术及配方中与三方面密点有关的内容，属于门普来公司的商业秘密。
被告人金某掌握门普来公司LS—1涂料技术及配方，在被告人张某的利诱下，在未正式离开门普来公司之前就向邦捷公司披露该技术，并在之后的一年内，帮助邦捷公司使用该技术生产了10万余公斤的侵权产品，侵占了门普来公司同类产品的销售市场；被告单位邦捷公司获取并使用他人技术秘密后，生产、销售侵权产品，给门普来公司造成了重大损失。因被告人张某系邦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邦捷公司所获非法利益也都归人了邦捷公司，故被告单位邦捷公司构成单位犯罪，应依法处以罚金；被告人张某作为邦捷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对金某许以高于门普来公司所给予金某的待遇、职权的优越条件，引诱金某进入其公司，使用其披露的他人所有的技术秘密，并在本公司内组织生产侵权产品，张某的行为侵犯了他人的商业秘密，造成权利人重大损失，其个人也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被告人金某对商业秘密权利人负有保密义务，却在张某的利诱下，违反保密承诺，披露并允许邦捷公司使用其所掌握的权利人的技术秘密，造成权利人重大损失，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综上，法院判决：被告单位邦捷公司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被告人张某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拘役六个月，罚金人民币2万元；被告人金某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拘役四个月，罚金人民币1．5万元。
判决后，三被告均不服，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其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为：现有的鉴定结论是依据门普来公司的律师违法取得的样品所得出的结论，故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门普来公司的LS—1涂料技术中没有非公知的技术信息，也无证据证明GWZ—1涂料使用了与门普来公司相同的技术；没有证据证明门普来公司的损失在50万元以上。另邦捷公司及其辩护人认为,即使构成犯罪，也是两个个人犯罪，不是单位犯罪；被告人张某及其辩护人坚持认为不知道金某有保密义务，不具有侵犯商业秘密的故意；被告人金某及其辩护人则认为，上诉人金某未与门普来公司订立保密协议，向公司作的承诺违背法律规定，不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针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认为：侦查机关取样过程并未违反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专家的鉴定结论真实、客观、有效。邦捷公司成立后的惟一产品即GWZ—1涂料，销售获利均归属于邦捷公司，符合单位犯罪的构成要件。上诉人张某作为邦捷公司直接的主管人员以不正当的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上诉人金某作为邦捷公司直接责任人员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其行为均已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依法应予惩处。鉴于上诉人张某在二审期间有悔罪表现，可对其适用缓刑。
综上所述，上海市一中院判决：维持一审法院对被告单位邦捷公司和被告人金某的判决；撤销一审法院对被告人张某的判决，改判被告人张某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六个月，罚金人民币2万元。

五、律师点评
本案中，不仅被告人张某构成了侵犯商业秘密罪，其所在的邦捷公司被判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由此可见，侵犯商业秘密罪是可以构成单位犯罪的。那么，单位犯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构成要件有哪些，与个人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又有何不同之处呢？
首先，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条的规定：“单位犯本节第二百一十三条至第二百一十九条（侵犯商业秘密罪）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节各该条的规定处罚。”可知，法律对单位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实行的是双罚制，即既要处罚犯罪的单位本身，同时又要处罚犯罪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其中，对犯罪的单位只能判处罚金，罚金数额由法院按照刑法规定的单位犯相应罪名的罚金数额幅度确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四条：“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犯罪的违法所得、非法经营数额、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社会危害性等情节，依法判处罚金。罚金数额一般在违法所得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或者按照非法经营数额的50%以上一倍以下确定。”可知，对单位判处的罚金数额由法院在综合考虑相关情节后，在单位侵犯商业秘密的违法所得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或者按非法经营数额的50%以上一倍以下予以确定。
其次，单位犯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构成要件与个人犯侵犯商业秘密罪类似：犯罪主体限于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五种单位；主观上体现的是单位犯罪意志，即单位犯罪体现的不是个别人的意志，而是由单位的决策机构或者负责人按照单位的决策程序作出；犯罪的客体为商业秘密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和国家对商业秘密的管理制度；而犯罪在客观行为上，表现为单位实施了非法获取、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商业秘密的行为，且该行为与单位的经营、管理活动具有密切的联系，并且是为了单位的整体利益实施的。同时，该侵权行为还须造成一定的损害结果，即给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这里的“重大损失”指直接经济损失150万元，或导致权利人公司、企业破产，倒闭或濒临倒闭等严重后果）。
另外，根据《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被告单位实施的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具体行为表现为：（一）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二）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三）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以及明知或者应知前款所列行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的，以侵犯商业秘密论。